正文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几年后，比尔盖茨自己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自己脸被门板夹了。
我通过视频，看着这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开玩笑说“爸爸，我终于拿到毕业证啦”的人，这个退休后做慈善的人，会在做《时代周刊》值班编辑的时候选个患病的男孩当封面人物的人。
我想这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压得整个中国没有了通用软件产业。
当个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20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里的逃兵。
2008年，我创业做网站的时候，一个小孩晚上闲着，装了最新版的红帽子桌面。我从旁边经过，一眼看到，就停下来，然后就用。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心潮起伏，恨不得大哭一场。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这个水准，这一大票人，应该不会输得那么难看吧。
离开倪老师后，颓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不少人找我干活，多半两类事情，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个产品，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这两类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这个，我并不会别的。
后来，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说：这么多年，我学的东西，只有给一个特别大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我想在你这里，学点能养家糊口的具体本事。
后来，王路让我当一本准备关门的数码杂志的总经理。
我从王路那里出来，给雷军打了个电话。说：“我要上班了。”雷军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问我做什么。我给他看手中的杂志，说做这本杂志的总经理。
雷军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我说：找不到工作。
雷军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说：学点一个人也能做的，能养家糊口的小本事。
雷军说：那你就干这个吧。
杂志的总经理，其实就是广告销售。
以我给计委写重大专项数亿提案的素质，给广告客户写个三五十万的广告提案，应该算不难。第一次一个客户提出要回扣。我不能确认难道这就是要钱？但是想想，还是试着给吧。
我请这个客户吃了个饭，拿了个信封。一顿饭，俩人都心不在焉，都不是为了吃饭和交流。然后我把信封递给他，他没有任何推辞客套，极为流畅地收到兜里，告辞而去。
那天晚上，我流了好久的眼泪。
以前，我每天起早贪黑去努力，是为了友谊和荣誉。
从此，我做的事情，没有半毛钱荣誉可言，只做一个拉广告给回扣的小买卖。
后来，我学着做网站，后来，我把网站卖给腾讯，后来…… 10年过去了。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倪光南院士还在坚持
2014年初，我离开腾讯。办完手续，我给倪光南院士发了个微信：倪老师，我离开腾讯啦。倪老师回说，你来找我一趟，我这里正好有个事情。我就去看他。
2013年政府采购，研究对Win8的策略，咨询到倪光南院士。
倪光南院士直接上书习 总书记，直言建议：“基于共享软件架构，开发发展中国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
倪光南院士的报告正文不到800字，总书记手写批示了200多字。“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他自己向科技部负荆请罪种种，倪老师还在坚持。
14年初我去看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棉服，还是2001年的那一件。
倪院士依然信任我，直接拉我和他最核心的几个人一起商议该如何推动，在移动场景下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10年过去了。打败微软的是Google和苹果。微软还是那么强，只是PC时代结束了。
俞慈声、李武强都已经退休。李德磊不知所终、永中破产清算。
刘强2005年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并于2010年IPO。现在360摄像机、小米手表等多款芯片用的多是刘强做的。2000年倪光南院士对方舟CPU的投入，还是有了成果产出。
华为买了ARM的授权，做出了海思芯片。
小米也豪掷几个亿开发了松果处理器。
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
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
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那一段，跟着倪老师，参加了几场高端的会。满场朱紫，还说着14年前的话语体系。我发现自己变了。在类似的场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过去10年，我没有给一个领导汇报过工作，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用来揣测领导意图。
我只需要持续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户需求，优化用户体验。
这和在系统里做事，是完全的两个方向。
第二次，我又离开了倪老师。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判断，这事做不成。
就是说如果做法不改变，也许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很多资源、批到地，盖起楼，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的生态。
安卓有三：
1、不断迭代优化的安卓系统本身
2、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基于安卓的各种应用：微信、商务、游戏、生活、娱乐……
3、全球无数团队，基于安卓在源源不断地创意，开发新的应用，不断繁荣、优化这个生态。
15年前，做当时桌面办公应用的移植，已经让那群勇士折戟沉沙。现在，数量远大于过去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还是原来的体制，还是原来的套路。面对更大的一仗，完全没有赢的机会。
从一个公司辞职，与离开一个人，不再陪着这个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从联想辞职，从腾讯辞职，都可开心了。
但我一直为第二次离开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
那时他已经75岁。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是他喜欢并且信任的弟子。我没帮他。
复盘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复盘，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错了什么。
先说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个人的公司。李德磊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赚钱，他的选择自然事什么能赚钱做什么。
倪光南看上了这家公司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脉与信用，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系统底层。
这件事错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提到的组织原则。
顶级组织至情至性，
一流组织共同信仰，
二流组织共同利益，
三流组织共同规则。
所以，用这个组织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李德磊背信弃义。
首先，李德磊与倪光南的关系，至情至性，肯定没有。共同信仰，更是没有。共同利益，还也没有。
李德磊要的利益是个人收入最大化。
倪光南要的利益是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系统底层。
所以，二人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倪光南能够持续满足李德磊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共同规则”。也就是说，一旦，李德磊对倪提供给他的利益不满意了，规则就顿时对不齐了。
所以，后来NC的市场起不来，李德磊立刻对863违约，转而做其他业务赚钱。当然李德磊把一些事处理得非常难看，更令人诟病。
但其实从根本上，李德磊与倪光南就不是一个可共谋大事，扛大压力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