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的视角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什么是现代政党”的认识，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解答：为什么政党具备塑造社会认同的可能性？阿克曼曾指出现代政党之所以能够塑造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是出自两种对个人的剥夺过程——经济上生产资料的剥夺和政治上自我代表权的剥夺。这时，个人游离于传统政治、经济结构之外，缺乏归属，才成为可以被塑造的对象（Ackerman，2021）。阿克曼的说法富有启发性，但依旧未能澄清为什么是政党——而非其他政治、社会组织——承担起了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塑造者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史分析，试图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解释。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列宁主义研究对于拓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界限的意义。例如，应星分析了列宁式政党的制度遗产如何成为社会学面对时代课题的研究基石（应星，2023）；姚中秋则提出对列宁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科学中暗含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并推动建立一套更具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姚中秋，2023）。本文之所以选择列宁的灌输理论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最早系统分析了政党如何塑造社会认同；葛兰西在列宁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领导权”思想（Joll，1977：76；安德森，2020：23-24），成为21世纪“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Leon，Desai & Tuğal，2015；2009）。而之所以要采用思想史的分析方式，则是由于列宁不仅是一名理论家，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相结合，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灌输理论出现的原因及意涵。[7]
Perry Anderson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London: Verso, 2017
列宁灌输理论的观点最早见于他在1893年至1901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什么是人民之友》《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文中得到系统的阐发（孙来斌，2017：59-63）。《怎么办？》的写作背景是列宁与党内经济主义者的论战，[8]后者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帮助工人开展经济斗争，而非推动社会革命。列宁通过对灌输理论的阐释，认为通过政党的理论灌输能够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试图证明社会革命在当时的俄国具备可行性。[9]
虽然直到列宁才有了对政党如何通过理论灌输去塑造社会认同的系统论述，但灌输理论的相关论述早已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中。他们的理论关怀都指向本国社会革命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的灌输理论并非奠基于成熟的产业工人运动，恰恰相反，他们的理论思考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一方面，直至一战前夕德国仍然保持着君主专制的政体（韦勒，2009：41-60）；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产业（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直到1910年才成为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且产业工人主要在国家的掌控之下（Guttsman，2020：21-22）。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一直是手工业者和农民（Schmidt，2020：310）。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都强调其理论对于德国社会革命的意义。
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明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优势恰恰在于其理论性与自觉性，也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马克思，2002a：214）。在同年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2002b：390）正因如此，在《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时候，只有在涉及德国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特别提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2014：65）
考茨基的灌输论则是直接针对另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伯恩施坦的观点而发。出于对德国社会革命前景的悲观论调，伯恩施坦主张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和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及时解决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关于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的最好途径的问题。”（伯恩施坦，2008：104）对此观点，考茨基通过对灌输理论的系统阐释做出回应。在1901年发表的《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他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考茨基，1901）由此，他试图重新定位德国社会革命的前景，说明理论灌输如何使得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及其胜利成为可能（考茨基，1901；1893）。
列宁之所以能够接续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对灌输理论的探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思考所关切的时代问题具有同构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是以“先进”的英国与法国革命为参照系，思考“后发”的德国社会革命的前途；而列宁则是以“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坐标，探索“落后”的俄国如何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灌输理论便是这一探索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前景本身便是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由资本主义就走向共产主义的设想（安启念，1994：198-217；冯钢，2018）。
结合俄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灌输理论。一方面，他通过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认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包括：“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2013a：23-27）
列宁1901年撰写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于1902年正式出版
另一方面，列宁给灌输理论注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未曾论及的新内容：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必然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科拉科夫斯基，2015：370）。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列宁，2013a：29，38）这样一来，对工人的理论灌输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成为俄国社会革命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之一。
如果列宁的理论仅仅停留在对工人的理论灌输，它还不足以构成“政党塑造社会认同”学说的源头。然而，列宁在两个层面进一步发展了灌输理论。
其一，虽然列宁将工人视作理论灌输的主要对象，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居民中的一切阶级”都囊括了进来。他认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列宁，2013a：76-77）这一情况的出现，则来自他对如何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的具体构思。
列宁认为，鉴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依靠工人之外的各个阶层共同推动社会革命的发生。尽管自19世纪90年代起俄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但一个稳定、长久的工人阶层并未彻底形成，大多数工人都出生和成长于农村，并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Bonnell，1983）。在1897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就曾指出：“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可能“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列宁，2013b：433）。
此外，列宁构思的社会革命包含两个阶段：一是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首先强调：“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之后，他又进一步说明：“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而只有“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并且具备“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的能力。因此，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制度的先锋战士（列宁，2013b：435-439）。
其二，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列宁对政党理论灌输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隐晦地提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2014：37），并论及政党在理论灌输中的角色。考茨基则是以党纲的形式，确认了理论灌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他认为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指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却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考茨基，1893）对列宁来说，政党组织则具备了“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潜力（列宁，2013a：121），担负革命制造者的使命。这一观点又立足于他对政党阶级性的全新认识。科拉科夫斯基曾指出：“革命政党的阶级成分在决定其阶级性质上没有意义。列宁坚决主张这一观点，例如他认为英国工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其成员是工人；反过来，只要一个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基础的小团体表明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就可以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唯一体现。”（科拉科夫斯基，2015：370）
如何理解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及阶级性的全新论断？这涉及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状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长期存在一个悖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工人运动往往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考茨基都面临如何结合二者的问题，灌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这一结合而被创造出来的，也正因如此，他们往往要不断平衡思想家的引领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考茨基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科学知识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但社会革命是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是“并列地产生的”（考茨基，1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