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然，雄心勃勃的博马舍并不甘于当一名剧作家，他自认为更擅长的是政论文和小册子。在一桩遗产继承官司中遭遇司法不公后，他以《备忘录》
（
Memorials
）
为名，连发四篇檄文陈诉冤情，剑指贪赃枉法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戈兹曼（Goezman）——其实质是一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奴役和暴政的斗争，并最终撼动了沿袭数百年的法兰西王国司法体系。《备忘录》文笔遒劲，伏尔泰盛赞它“比任何一部喜剧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更动人”，结果它为博马舍赢得了无数的拥趸，同时也招致了更多的仇敌。
事实上，一度担任宫廷乐师的博马舍被逐出凡尔赛宫，主要原因乃是他的小册子太过“煽动性”。比如他在一篇论述君主制的文章中写道：国王在加冕时习惯于宣誓遵守教会和国家的法律。如果国家的法律只是国王专断意志（arbitrary will）的体现，那么宣誓便毫无意义——谁会诚心发誓自缚手脚？博马舍由是断言，在每个君主制国家中，除了国王的专断意志之外，一定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即法律和权威的主体（corpus），因为这是国王权威和人民福祉的唯一有效基础。由此观之，“王权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正义之上”。在另一部作品中，博马舍甚至让他笔下的人物疾呼：“我们拥有最好的国王/让我们发誓在他的统治下死去。”——照传记作者的说法，倘若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席赞助人”蓬帕杜夫人百般回护，迷信绝对君主专制的路易十五早就立誓要将博马舍绳之以法——后改为“发配”至英国充当秘密特工。
身在伦敦的博马舍一方面为法国政府秘密搜集情报（并负责“摆平”王室绯闻），一方面密切关注英军和大陆军的战况。根据最新截获的一份军事情报，博马舍作出研判，倘若军需物资不能及时就位，“美国人再也无法守住阵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于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上书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并希望后者能将他的“军援计划书”转呈国王。韦尔热纳是铁杆保皇派，一开始他拒绝向美国“叛乱分子”提供帮助——毕竟，“革命相当危险；此处的革命必定会引发彼处的革命”。但在仔细阅读计划书后，这位大臣改变了想法。正如博马舍所言，法国在不久前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遭受重创，根据战后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和法属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英国，而这些殖民地的经贸损失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国紧张的财政状况。因此，法国朝野上下都急切寻找复仇的良方。“天意安排了这个羞辱英国的时机”——通过秘密渠道的军事援助，既能在北美战场拖垮英国，又能在南亚、北非等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先机，使得法国一雪前耻，重回欧陆霸主地位，何乐而不为？
在转呈国王的书信中，老谋深算的外交大臣竭力说服年仅二十二岁、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新任国王出手，对危在旦夕的美国革命进行干预。与穷兵黩武的先祖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不同，路易十六性情温和，信奉“寂静主义”（Quietism），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尤其反对与同为君主制的英国开战——他与英王向来以“兄弟”（“Monsieur mon frère”）相称，况且此刻乘人之危亦有悖于他的为君之道。当然，除了良心和道德考量之外，国王也不得不顾虑朝中稳健派的意见，比如财政总监杜尔哥（Turgot）明确反对鹰派韦尔热纳将法国拖入美国革命泥潭的方略，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永久摧毁任何财政改革的希望，并且预言“第一声枪响将使国家走向破产”。尽管如此，优柔寡断的国王最终还是采纳了韦尔热纳和博马舍的军援计划，理由很简单：一是出于国王对外交大臣的绝对信任——视之为“唯一的朋友，我唯一可以倚靠之人”；一是因为博马舍的秘密援助计划天衣无缝，可令法国立于不败之地，且无任何后顾之忧。
照此计划，先由法王出资一百万利弗尔（livre，或译锂，币值约合一法郎），交由博马舍成立一家名为奥塔莱兹（Hortalez）的空壳公司（cover company），并以私人名义采购军火及其他战备物资运往美国。对方货物收讫，在一年期信用期限内，合同金额（包括成本价加保险、运费和佣金）约半数可以通过现款支付，其余部分则可以美洲盛产的烟草、靛蓝、蔗糖等商品进行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整个订货、采购、运输及结款一系列过程由博马舍一力担当——货物售卖盈余部分则需和法国政府利润分成，如此一来，万一走漏风声，或船只被皇家海军截获，法方可以不知情为托词，从而避免与英国的外交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