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前论及，当条件良好时，马是内亚草原经济唯一能够实现大量剩余生产的商品。它既可以出口——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都是潜在的买家——也能用于战争。对于内亚游牧民族，战争并不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是外交政策的另一种延续，而是一种旨在得到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以物易物的方式。两种行为——和平贸易和远征劫掠——的成功都依赖于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马匹。而马是依赖于草场的。
前文引用了加宾尼对于蒙古马适应严酷环境能力的评价。它们不依赖人工饲料喂养这一点，为众多中文史料所证明。《蒙鞑备录》称：“日间未尝刍秣……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并未始与豆粟之类。”[32]。其它13世纪的材料证明，蒙古人的马不用喂食，只需在草原上放养。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为蒙古军队如此数量的马匹提供食料。
根据19世纪下半叶清朝远征新疆时预算的估计，一匹马一天消耗食料0.03石。虽然时代较晚，但同种马在几个世纪中食量应不会有太大变化。根据同一材料，一头骆驼可载重2石，所以十万匹马一天的食料就要一千五百头骆驼来运输[33]！虽然史料中并未说明，但有理由认为，蒙古人在他们的重要战役中所使用的那种规模的骑兵军队——别忘了每个士兵有好几匹备用马——必须依赖于草场。否则马的给养会引起后勤保障的困难，即使是蒙古人的军事和组织天才，也很难克服这种困难。
寻找足以支持其大军的草场并非轻而易举，蒙古的军需官员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记载，当1252年蒙哥大汗准备出征时，“额勒赤（elchis）们被遣先行，去保存世界国王（指旭烈兀）的军队可能通过的所有牧场和草地，始自杭爱山，从哈剌和林一直到别失八里之间；一切牲畜都被禁止在那里放牧，以免牧场受害或草地受损。所有花园一样的山区和平原均被封禁，不许畜群之齿在那里嚼草”[34]。1303年，当敌人点火烧毁了马料，断绝了蒙古马匹的供养，伊利汗国的合赞汗（il-khan Ghazan）不得不推迟了他对叙利亚的进攻。“鉴于马匹可能找不到食物”，合赞汗决定推迟进攻直至春季“新草长起之时”。记录这些事件的亚美尼亚人海屯（Hayton）带着一丝苦涩的爱国情绪评价道：“这些鞑靼人重视马胜于他们自己”[35]。对草场的破坏甚至也会使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瘫痪。彼得大帝的使者EvertIsbrand前往中国途中即遇到巨大困难，因为敌对的蒙古人在干草场上放火，“每天我们都有几匹马饿死”[36]。
草和水是游牧战争的基本前提。两者的有无决定了“游牧”军队的大小及其可作战的范围。拿破仑的将军南索蒂（Nansouty）在远征俄国时抱怨说：“这些马真不爱国！人不吃东西可以继续行军，而马没了干草就不动弹了。”这话是普适的道理。943年，Hugh of Arles为了摆脱匈牙利雇佣军，建议他们远征掠夺西班牙。
他甚至友善地向他们提供一个向导。可是，在通往科多巴（Cordoba）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片缺水地带，由于担心马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杀了向导，返回意大利[37]。在1242年3月，一个蒙古军的支队追赶逃跑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到达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Split城。Split城的执事托马斯（Thomas）在描写这一事件时，明确地说蒙古主帅合丹只带来了其军队的一小部分，因为“草不足以供给他的全部马匹，因为这是三月初，还有很厚的霜”[38]。尽管当地的喀斯特山地本就较为荒芜，缺少草的原因可能并非仅仅是三月的霜，但这一记载，却提醒我们讨论内亚军队对作战时间的选择。
如我们所见，蒙古马不仅耐寒，也擅于从雪下觅食，并可以依靠树枝、树皮等一切植物性食物为生。在条件最好的草原地区，秋天高草渐渐枯萎、倒伏、并互相缠绕，如果雪不是特别厚的话，这就是食草动物的一个巨大的草料库[39]。如果研究蒙古人发动大战役的时间，很可能会发现很多都在秋季。但我所据的资料并不足使这点成为定论。事实是，蒙古军队的马匹在秋天总是“准备好战斗”的，其它内亚的军队可能也如此。谈到蒙古人的养马方法时，一个13世纪上半的中国学者说：“自春初罢兵以后，凡出战好马，并资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臕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40]814年礼部尚书李绛奏唐宪宗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奏书这样谈到回鹘：“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缯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41]碰巧，这里也提到马在交易和作战中的交替运用。
游牧经济需要广阔土地，并要求人口相对分散。每平方英里的草原可以承载多少马取决于很多因素，以及每年的天气情况。但不论精确的数字如何，在每个特定的年份，一个政权控制下的草原所能供养的马数总有个最大值。如果我们把马视为一种商品——在内亚经济中，它无疑就是商品——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首先，马无可替代。在游牧经济依赖的五种家畜（马、骆驼、牛、绵羊、山羊）里，只有马能用于作战。
其次，一匹马可以连续几年使用，使用时间比再养一匹马来替代它的时间要长。因此，如果没有外在因素如饥荒、疾病或战争造成的减产，一群马的数量会快速地成倍增长。但人也会通过阉割来控制这个过程并提高种群质量。
第三，游牧社会内部对马的需要量变化不大，内部市场很容易饱和。用现代术语来说，马对于内亚游牧民族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其“使用价值”并不与数量成比例增长。就像不论一个中央供暖系统有多好，一间屋中也不能安放太多。如果增加的马匹不能用以获得内亚经济所没有的货品，马匹的无限增长就并不是好事。因此马的“交换价值”就非常大，这不仅因为马可以大量饲养——毕竟羊和牛也如此；也因为在买家看来，马在一种主要的人类活动——战争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为了在生存水平上达到自给自足，内亚的牧民必须保持分散[42]。如果因为政治或经济原因——比如想得到自己不出产的货品——牧民们决定建立某种规模上的强大的集权国家，所引起的畜群密集使草场不再能够负担。过度放牧会很快降低草场的负载能力。而由于经济形态单一，新的草原国家就要出口多余的牲畜以保持牲畜数量与草场面积的合适比例[43]，或者利用马匹数量的增长来进行战争。我们可以假想一个整个工业只出产坦克的现代国家，来与内亚游牧帝国比较。这个国家要生存，就要出口坦克，或者使用坦克，来得到自己不出产的产品。虽然马的用途更多，但数量如果超过了一个峰值，就不能在出产国有效利用。如果贸易不可能，而战争又打不赢，游牧国家就得解散，来保证个人的生存。大规模行动需要的马群集中在和平情况下很难维持，但一旦分散，牧马人却总能在草原和森林里找到东西维持自己和马群的生活。
马和坦克的比较还可以包括供给这方面。就像燃料供应是坦克最基本的需要，马离开食物也不能生存。上述已有几个例子说明，找到合适的牧场是骑兵的大问题。即便在现代社会，草还是比汽油好找，但并非到处都能找到大得足以饲养一个游牧帝国的马和其它牲畜、并能提供军队所需的牧场。内亚大军的活动范围深受这一因素的限制。我认为，若将自然条件对内亚骑兵在军需上造成的限制考虑在内，有关内亚史的很多难解的现象都可以变得更加明了。
因此在我看来，人们常说的成吉思汗要毁掉中原北部的城市，并将其变为牧场的想法，是基于对军事需要的准确判断，而非出于破坏性的野蛮。可汗的契丹大臣耶律楚材曾提出，“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包含了人道与政治的考虑[44]。但如我们所见，它最终削弱了蒙古人对中原的控制。
蒙古入侵匈牙利鲜活地表现了蒙古军队对于草场的依赖。即便根据蒙古人的标准，匈牙利战役也是一场大战，而它的进程，则是一个战略上的杰作。进攻在1241年春发起，匈牙利的抵抗计划立刻崩溃。蒙古军队在多瑙河左岸集结，于1241年圣诞渡河。河的西岸，在外多瑙（Transdanubia）地区，蒙古人向奥地利边界进发，然后，如我们所知，向西南转往亚得里亚海。虽然百战百胜，甚至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蒙古人却在1242年忽然撤出匈牙利，对这一行动，没有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45]。离开匈牙利的军队在南俄草原驻扎，并在此留居长达几个世纪，这里的草原较大，足以保证牧群的生存。我认为，蒙古军撤出匈牙利正是因为拔都遇到了后勤供给的困难，并意识到匈牙利草原不足以提供其军队所需。
匈牙利平原（Alföld）被视为欧亚草原地带的最西端，这无疑是对的，但喀尔巴阡山将它与欧亚草原隔开。平原的Cisdanubian部分，亦即所谓Nagy Alföld地区，占地约十万平方公里，合24,710,400英亩。而蒙古人的家乡，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面积为1,565,000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四，即1,252,000平方公里是草原[46]。在1918年，现代的畜牧业引入之前，这片蒙古草原养活了1,150,500匹马、1,078,400头牛、228,700头骆驼和7,188,000只山羊[47]。在蒙古和在美国一样，每五只羊被视为与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骆驼同样的一个“畜牧单位”（animal unit）。那么1918年蒙古的牲畜约合3,895,200个畜牧单位。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匈牙利草原的面积估算为蒙古的十二分之一，则其承载能力应为322,933个畜牧单位。但因为匈牙利平原从来都不是全都适合放牧，所以这个数字是大大的高估了。森林和沼泽占据了整个平原的不少面积，而用于农耕的土地也一直在增加。一片较为高产的草原，十英亩面积可供一头牲畜吃一个月，也就说是，支撑一头牲畜一年需要120英亩的草场[48]。根据这一点，匈牙利平原最多可承载205,920个畜牧单位，而蒙古草原的数字则为2,500,000。按每个牧民只有3匹马计算，在没有其它牲畜的前提下，匈牙利平原可承载68,640个牧民，但这种前提根本不可能实现。有太多难以确定和未知的因素，因此不能认为这种推算是精确的。不过，根据以上数字，再加上一点常识，应该可以推论匈牙利平原无法支撑一个游牧的“超级大国”。当时的史料记载了蒙古入侵之后匈牙利的饥荒，以及侵略者为自己和牲畜觅食的努力[49]。匈牙利平原的承载能力不能长期支撑蒙古军队，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拔都才将部队撤往喀尔巴阡山以东，那里的草原至少是匈牙利的五倍。
匈牙利平原的承载能力不足，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与蒙古草原的游牧“超级大国”不同，匈牙利平原上的部落在冬末春初发动战争[50]，此时食物不足，侵略者可以掠取攻击对象冬天囤积的粮草，以及春天的新草。在意大利、中欧和西欧，都没有足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一支重要“游牧”军队的草原[51]。与蒙古草原的各个游牧“超级大国”相比，留居匈牙利的欧亚草原中部的游牧民族从未真正威胁到欧洲定居国家的生存。中国，或至少其大部分土地，反复被多个游牧民族占领，而拜占庭和罗马却从未屈服于游牧民族的进攻，而且他们也无法征服中欧和西欧的日耳曼部落。所有被认为是匈人或阿瓦尔人的部落均不能聚积如匈奴、突厥或蒙古那样的力量。阿提拉的军队在很多方面都有日耳曼特性，而且即使在获胜时，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游牧军队那种巨大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是以几乎无限的马匹供应为标志的。因此，我认为，喀尔巴阡山谷地的草场基本不能支撑这样的一支游牧力量。居于欧亚草原西端的游牧民族，若不将其经济由游牧转向农耕，便不能维持生存。和其它一切地方一样，这里的游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取决于本地的植物类型，而这不是政治领袖们所能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