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创业者越来越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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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黄修源么？他扒了一辆特斯拉的地盘，套上了自主设计的外壳，然后把车抬到了三里屯，命名为游侠X，宣称这是改变未来的重大发明，而质疑他的都是不懂梦想的粗鄙庸众，让他们等着2017年游侠X量产上市。时至今日，游侠已经悄无声息。

还记得邱懿武么？他的创业项目被包装为最懂年轻人的电动自行车云马X1，成于铺天盖地的网络宣传，也败于这种高调传播让被抄袭的正主——一个爱沙尼亚的高龄设计师——找上门来，欲打一场国际官司。

还记得黄佳佳么？作为51talk的创始人，他在IPO前夕被指出四轮融资全部注水造假，然而带着公司流血上市终让早期股东得以顺利退出，却又让他在VC行业风评颇好，只是上市当日就跌破发行价的股价，则让散户甚感寒心。

还记得刘畅么？她所创办的伴米网，发展硅谷科技公司的华人员工在工作时间兼职带领国内的游客游览观光，导致他们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而失去工作甚至签证，刘畅的回应则是单方面宣布胜利，称Facebook的小题大做有助于伴米的用户增长。

还记得王信文么？他开发的手游《刀塔传奇》采用暴雪和Valve的版权IP却不曾获得授权，以擦边球的形势在中国成就了国民级手游的地位，尽管后来在App Store里被强制下架，却仗着Android应用商店的碎片化继续安然吸金，坚持躲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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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双创」光环究竟为中国经济拉动了多少体量仍不可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由政府鼓吹、资本兜底和产业合谋的美好图景中，创业本身也有了形式化的色彩，就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胡乱逻辑，将创业当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并决心为此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如同长袍加身的殉道者，自顾自的将自己绑在了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祭坛上。

创业者并不生而骄傲，这份事业无论有多么激动人心，它同样需要遵从经济规律、公共道德和法律秩序， 俞敏洪说创业就是养出一块丰美的草地，着急是没用的，他把新东方做上市的时候已经44岁了，真要抓住了机遇，什么时间都不晚。

何必总是想着如何一夜走红，如何消灭对手，如何功成名就。你还没到站就急着下车，即将面对的必然也不会是你的目的地。

写到这里，突然看到宅代洗发布微博，承认「剪电线」事件是其公关策划而非事实，希望公众能够「再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之所以有第二次机会，是因为他们年轻，受挫之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成本可以东山再起，不是在犯错的时候总是以为可以得到原谅和纵容，蛇咬得若是不够疼，永远不会意识到井边有多危险。

1972年，美国人理查德·格林萧在一辆福特汽车内因一场交通事故而被发动机舱的起火烧伤全身90%的皮肤。格林萧的代理律师在查案时发现，这个自燃隐患福特公司在生产实验中已经知晓，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的制造成本高达1.4亿美元，而如果任凭小概率事件发生而按常规赔偿数额来理赔，直到这款车型停产，最多也不过会有180人被烧伤，赔偿这180人只需要花费约5千美元。

于是，在1.4亿美元和5千万美元之间，福特公司选择了后者。在获悉原告律师提交的这份证据之后，当时法庭最终判决福特公司做出1.25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你不仅甭想省钱，反而还要出血更多。这在美国的判例史上被称作「惩罚性赔偿」， 即：如果企业的作恶成本太低，那么就由司法系统填补进来抬高成本，迫使企业出于忌惮而不敢以身犯险。

宅代洗事件的结果，即使以最严重的程度而言，无论是因为真的剪了电线而被处于十五天以内的拘留，还是没有剪电线只是因为恶意炒作而被舆论鄙夷，相比它的所得——史无前例的品牌曝光和服务传播——都显得太过划算。

我相信有很多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义愤填膺之余，或许也在恼怒于自己的团队为何没能想到这样性价比惊人的招式。

这大概也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当代悲剧，就像所罗门效应所说的那则故事——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所罗门让她们各拉一只胳膊往坏里抢，最后获胜的一定不是亲生母亲的那个，因为她才不担心伤着孩子——那样，如果每次都是耍小聪明或是僭越规则的占尽便宜，那么或许不会再有人尊重诚实、守信和节制这些日益稀缺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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