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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剩女在“体制内”的分布状况
我们于2018年10月以及2019年1-3月期间，专门在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收集，结果发现县域分布着大量30岁以上未婚女性，即通常所说的“剩女”。
但
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
，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
通俗地说，
县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性，属于有编制的体制内人员
（主要是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
。
依据我们在D县的调研以及来自中部其他县的案例，县域大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出生于1984-1989年期间，也即30～35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也正是10年前参加工作（18～24岁）约30岁以上的女性，于是，我们重点根据这个年龄段对D县2008年以来招聘的人数做了细致统计。如表1：
表1显示，2008年以来，D县一共招聘了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占总人数的63.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共248人，占女性人数的13.1%。
在2008年以来全县招聘的总人数中，
教育系统为数最多，
1508人，其中女老师1209人，即80.1%都是女老师，而30岁以上未婚女老师有175人，占全县3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70.6%。这意味着2008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女老师中，仅30岁以上的未婚者达175人，占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统的是卫生系统，
在493人中，女性
（多为护士）
占64.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为35人，占该系统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女性人数的11.0%。
除这两大系统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
（主要是县、乡党政事业机关）
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女多男少现象，相反，女性只占总人数的占37.8%，但30岁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38人，占女性人数的10.0%。
依据我们在县域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中小学女老师因其职业特点（
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优势）
，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其婚配对象一般是县域有工作单位的男性青年。
比如，我们读中学时（在2000年左右），校内未婚的女老师都很抢手，有许多体制内优秀男性供她们挑选。相反，当时的中小学男老师的配偶几乎都是无工作单位的体制外女性。比如，我们很多男老师的配偶是来自农村有手艺的漂亮女性
（比如理发师、裁缝、个体户等）
。
我们在D县调研也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学男老师，甚至一些男性乡镇干部，其配偶多数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体制外女性。
换言之，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
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用我们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当时女老师最差也是嫁个男老师，大多数是挑选“好单位”（
社会地位和收入均高，县城家庭）
的男青年，比如，出生县城、家庭条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虽出身农村但较有前途的党政机关干部，或收入较高、办事方便的公检法干部。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
表1的数据说明，
女教师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
D县在10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
我们的访谈也例证了80、90后的男性青年不愿意做老师，尤其是不愿意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D县两个最好的城区小学约计200名教师，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师范类大中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