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方人物周刊：
涉及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施害方，根据施害程度，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张善根：
家庭暴力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涵盖范围较广。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直接规定施害方的法律责任，而是通过法律指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加以规制。家暴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构成治安处罚标准的，可以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虐待罪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不光是身体伤害，导致孩子有创伤性应激反应、抑郁等精神障碍，都可以作为“情节恶劣”的判定标准，但家暴和虐待导致的精神伤害在认定和赔偿上都有难度。
南方人物周刊：
舆论关注到的往往是极端恶性案件。但从整体来看，家暴未成年人的现象中，报警、进入司法程序的似乎不多。为什么？
张善根：
在犯罪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犯罪黑数”，是指在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中，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之中的犯罪。家庭暴力的统计中“犯罪黑数”现象可能更为明显，家庭暴力的实际数量要远高于进入法律系统的数量。
首先，家庭暴力如果是一次两次，受害者基本不会考虑去主张权利。只有到非常极端的程度，或许才会考虑。尤其是未成年人，他都不知道去哪里寻求救助。另外就是中国传统的“家文化”，认为父母管教孩子理所当然，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棍棒之下出人才”。家里有暴打孩子的情况，也是家里的“丑事”、糟心事，不想被暴露。
张丽霞：
如果在实施家暴行为时有录像、照片或者录音，又或者有就诊记录和报警记录、询问笔录，公安部门出具了告诫书，就能够认定存在家暴行为。但在这类案件中，最大的难点往往是取证太难：家暴多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孩子本身又处于弱势，很难自己说清楚或收集证据。
我们调研时碰到一个案例。警察出警了，可一到现场，施暴的家长就说：“我就是教育孩子，情绪激动了点。”再问孩子，孩子也说：“没事儿。”这让执法人员很为难，现场没法取证，也判断不出到底有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
尤其是精神暴力，没有明显伤害，很容易被忽视。再加上有些家暴是长期存在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会变得麻木，甚至觉得这是正常的，也不觉得能改变，这让外部干预变得更难。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 图/本刊记者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
国家推出了强制报告制度，整体执行情况如何？2025年审理的上海3岁男童黄梓澈被生父女友长期虐待致死案，就是由医院发现伤情并报告公安机关的。
张丽霞：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得很清楚：只要发现可能伤害到未成年人，或者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情况，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举报。像学校、医院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一旦发现有上述情况，必须依法上报，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
很多人都对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的一段印象深刻：取材于真实案例的父亲为了讨好继母而殴打两个孩子，最后把孩子从游船上推下水，导致一死一重伤。剧中的邻居、老师、医生，甚至孩子的亲奶奶，因为各自的私心和某些原因，都没有及时帮忙或者报警。
在现实当中，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还不太均衡。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医院这边做得比较好，像发现未成年人被性侵或异常受伤时，基本有直接报警的机制，处理也比较及时。但一些学校在识别风险和报告方面意识还不够强，经常把家暴当成“家长管得严”，不知道该不该干预。
有的事件里，家长还会到学校质问老师“为什么要报告？”老师面临着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学校一般要层层上报，涉及班主任、年级组、德育校长等。虽然流程规范，但遇到紧急情况就可能耽误处理的时间，需要优化，让反应更快、更有效。
南方人物周刊：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是否有一些未履职的机构因此受到处分？像杭州围棋少年的这起事件，如果朱某鑫所在的学校尽早报警，会不会避免（延缓）悲剧的发生？
张善根：
处分的事例是有的。例如2020年年底，山西榆次某小学生在家中被其父和奶奶殴打致死。检察院办案时发现，班主任曾发现该生被殴打的状况，但学校未按照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于是检察院向学校、教育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要求督促涉案学校依法依规查处有关人员。其他地方也有学校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的线索，校领导因此受到处分。
朱某鑫所在的杭州这个学校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是有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稀释”的问题。因为只有未报告导致严重后果时，才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个父亲的殴打行为可能是很多次，你没法认定学校是哪次没报告导致了他最后的自杀。
这个事件会促使我们去反思，要运用“逐案倒查”。比如他家周围很多人都目睹过父亲的暴力行为，有人制止过，可能村居委、学校也介入过，但是不是都没有报告公安部门？这就逆向激发大家的履职意识，平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报告义务。
张丽霞：
从立法本意来看，我国已经明确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只要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应该及时报告。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主要针对经常接触孩子的群体和单位，对普通公众来说更多是道义上的倡导，没有明确的法律后果。但法律明确“发现疑似侵害也可以报告”，就是鼓励大家多一份责任心，哪怕只是怀疑，也应该及时反映。
南方人物周刊：
像围棋少年事件，如果我是个目睹其父当场施暴、看到孩子身上有伤的路人，我也可以去报告，警方也应该受理？
张丽霞：
是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相关机关必须受理并依法处理。
南方人物周刊：
在防范和阻止未成年人受家暴和侵害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