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书生，读书人之谓也。先秦多称儒生，实难以涵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后流行用“书生”。本文所指多为科举入仕者。清朝马上得天下，皇子王孙大多亲冒锋矢，功臣勋旧皆从死人堆里滚出来，常会嫌弃文人的柔弱酸腐，加以打压或出语讥讽。于是在一些督抚密折中，便有指责下属“书生之见”“书气未除” 的说法，要求将之改为教职，多数也还真就被改任或干脆降革。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乾隆帝连颁数道谕旨，其一专为疵议书生的官场积习而发，《清高宗实录》卷五 ：
朕阅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夫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 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弘历旁征博引，以商代贤相傅说、周成王的语录，阐述读书明理对于处事行政的意义，申说官员不读书的害处，提倡州县官以“书生” 自励，希望地方官员能知书爱民，造福一方。针对那些讥讽书生迂腐、嘲笑书呆子气的观念，新帝还以己身为例，痛加驳斥：
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
实为堂皇正大之论！古往今来，世上都不乏迂拘之人，不乏陈腐之书，却不能将之说成读书所致，更不宜视为读书人的通病。弘历严正指出，“迂谬疏庸”之官正在于不知读书，或不解书义，岂可归咎于前人经典！
说到书气，宋陈著有“便觉酒香随笑动，共将书气拓尘开”句，词义甚美。后多指书呆酸腐气，成为贬毁书生的常见俗词，戏曲小说更加以形象化，至今不绝。乾隆帝对此斥之尤力 ：
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劝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为病乎？
此处化用孟子学说。《孟子·公孙丑下》论浩然之气，有“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皆为胸中正气的修炼涵养之道。弘历复加以引申，指出浩然之气正可由书气滋润积聚、吸纳生发而成，大哉此论！
颁发此谕时弘历刚登基一个多月，还不太熟悉朝政运作和官场规则，胸中激荡的多属书生意气。他见督抚折奏中不断出现贬低读书人的说法，也意识到其背后那股保守愚昧力量，即痛加批驳。一番话气象正大，理直气壮。此谕必也出自乾隆帝之手，非一般御用文人所能撰作，亦非他们所敢论议。
对书生与书气大加肯定，是因为青年弘历头脑简单吗？怕也未必。与此谕同日，乾隆帝发布的第一道谕旨是“命厘正文体，毋得避忌”，主要应是针对朝中文官，要求尽快改变浮靡趋奉与说假话套话的文风。谕旨说文运与政治相通，应“修辞立诚，言期有物”“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勿尚浮靡，勿取姿媚”，尤其要实话实说，扫除避忌之习。对于弥漫朝廷的行文和奏章通病，新天子早就看在眼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个争持数年的烧锅事件，也使之对官场书生有了更深的认知。
乾隆四年，孙嘉淦奏折（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烧锅，此处指酿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辅连年亢旱，粮食严重匮乏，京师却有人囤积官米，再运往通州造酒。朝廷闻知后亟命禁止，接着便有旨查禁烧锅。弘历起初也有些犹豫，怕影响百姓生计，得知垄断造酒的多为富民，“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并非贫民无力者之生业”，即下决心在北方五省永行严禁。
皇上自以为深思熟虑的利民之举，未想到刑部尚书孙嘉淦上疏提出异议。孙嘉淦素来忠直敢言，提出烧锅之禁对执业者生计有害，也无益于储存粮食，“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乾隆帝有些犹豫，命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表示禁酒本为节省民食起见，若是严禁烧锅不但不能有益民生，反而有害，则可以收回旨意。皇上采取宽舒谦退的姿态，可并未出现所期待的热烈讨论，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缄口不言。弘历极为失望，再联想到多数官员对旱灾的漠然，降谕切责。谕旨中引用韩愈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刺其瞻顾依违，怒其缺少忠君爱民之心。众臣多出身书生，却早已在宦场历练得圆融老到，虽经圣上责备，仍无人愿意伸头，此事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