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青年共和党是一个18到40岁职业人士的政治和社交团体；那时候能控制青年共和党还非常值钱。做着总统梦的政治家都想法设法将这个组织纳入麾下。这还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靠谈判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时代；青年共和党靠人数足以控制各州党代会的州代表选举。1964年, 可以说是他们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拿下了共和党提名；到70年代每一个有野心的共和党人都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党内老人的关注成就了新一辈青年共和党领导者的机会。赞助者争先恐后的向他们涌来。如果把这个组织收入囊中，就如同拥有了一个小型的坦慕尼协会。
在孟菲斯，马纳福特在为他的朋友罗杰·斯通（Roger Stone）效力，后者以挖对手黑材料、散布阴谋论扬名立万。马纳福特管理斯通竞选青年共和党主席的活动。时年24岁的斯通津津乐道他的政治教育来自尼克松1972年的连任竞选，甚至承认下阴招来帮自己的偶像当选。斯通和马纳福特通过大学共和党（College Republicans）结识，既是老乡，又共同拥有对高级西装和权力的无限热爱。他们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残忍一块竞选。
在政治生涯早期，马纳福特已经显示出管理大型集会的特殊才能。他知道如何指挥一干铁杆死忠，个个拿着对讲机听他调遣。他更知道如何导演一场好戏。在孟菲斯那年，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租下一条游船摆酒设宴，让他的党鞭们在漂浮的封闭环境里游说动摇不定的代表。对青年共和党精英层来说，马纳福德控制的、被称为“团队”的帮派彰显了他对成员始终不渝的忠诚的要求。面对“团队”的实力，斯通的对手最终在党代会一半退出，抱怨称，“全部都是后台早就编好的剧本。”
马纳福特从政有其家庭渊源。在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老保罗·马纳福特当选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市的市长；小马纳福特就这样被吸引了 — — 他参加了一个模拟市议会，又参与了州长候选人托马斯·梅斯基尔（Thomas Meskill）竞选活动的少年拉票团。本科和法学院他都选择了乔治城大学，打个车就能到权力中心的国会山。
70年代权力中心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他们这一代最工于心计的共和党人。在著名的197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马纳福特和贝克一起窝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肯伯体育场外的房车里。面对里根充满活力的打擂，他们要守住杰尔拉德·福特的再提名；马纳福特帮着贝克与代表们争论。他从贝克身上学到了如何艺术地炫耀自己的谦逊，如何先把人奉承得飘飘然，然后从背后给人一刀。里根的一位竞选助手杰夫·贝尔（ Jeff Bell）回忆说：“他当时师从高手门下。”
到七十年代后期，马纳福特和斯通已经预见到里根的崛起，并都想要加入他的1980年竞选活动。对于马纳福特，把效忠对象从福特换成里根是一场180度大转弯。许多保守派因此怀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毋庸置疑的是，青年共和党成了他实现野心的理想工具。
他的野心留下一路祸害，受害者包括一位叫做尼尔·阿克（Neal Acker）的阿拉巴马律师。在孟菲斯党代会上，阿克是“团队”一个忠实走卒，为斯通效力组织南方各州代表。作为回报，马纳福特和斯通曾经承诺会在两年后的1979年用“团队”来支持阿克竞选，代替斯通成为青年共和党主席；并且马纳福特会亲自管理竞选团队。
但当阿克竞选在即的时候，马纳福特突然给他的方案加了一个条件。如果阿克想当主席，必须先对里根效忠。阿克在犹豫之后最终选择保持中立。马纳福特对他一阵暴怒，美联社的报导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事到临头釜底抽薪”。在1979年青年共和党党代会前的一周内，马纳福特和斯通下手摧毁了阿克的胜算。在马纳福特的影响下，支持阿克的代表纷纷反转；马纳福特甚至直接接手了阿克对手的竞选活动。如同在向里根团队炫耀实力，马纳福特将票数扭转到阿克以180对465票惨败。“这是一个完美的‘操你妈’。”一个马纳福特手下的党鞭对我说。
不久之后，斯通和马纳福特就搞到了心仪已久的里根团队里的核心位置。斯通指导东北地区的竞选活动，马纳福特指导南部。这场竞选有不少内斗；两位都从党争和清洗中活了下来。“他们被称为‘青年共和党的机灵鬼’，”杰夫·贝尔对我说。他们的优秀表现使他们得以进入里根政府的核心圈，但他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华盛顿最有效的说客们超越了这个行业的交易属性。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布赖斯·哈洛（Bryce Harlow）、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Corcoran）这些人，不是作为肮脏的雇佣军而知名，而是作为权势集团的优雅代表，被奉为“智者”（“wise men”）。游说基本上没有坏名声，因为它太稀有了。1967年传奇律师汤米·博格斯（Tommy Boggs）注册为说客的时候，他仅是仍活跃名单里的第64位。游说对工商业来说并非必需。1963年三位知名政治学家研究了这个职业之后做出总结：“我们对一个典型游说公司的观察是，它的业务机会极为有限，职员平庸，它的典型问题不是如何影响国会的投票，而是寻找客户和资助人以维持生存。”
里根时代来临之际，共和党说客更为孱弱。国会里连续几代的民主党多数地位对游说生意来说糟糕透了。仅存无几仍在暗地里工作的共和党说客们有很多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干过；水门事件的耻辱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使他们失去雄心壮志。
这就是马纳福特和斯通这样狂妄自大的新人能很快主宰局面的历史环境。里根政府打破了老共和党权势集团的传统。经过国家管制的长期扩张，工商界终于有了一个急于取消管制的政治伙伴 — — 这创造了对说客的前所未有的需求。马纳福特号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政府，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在这届政府的过渡期，是他在管联邦人事局，这意味着新政府里到处是他的人。马纳福特、斯通和另一位青年共和党老兵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ck）一起开了一家游说公司，名为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系列显要的大客户：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美国烟草协会（the Tobacco Institute）、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环球航空（Trans World Airlines）。
别的公司都只经营某一专项，比如，游说，咨询，或公关，但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把这所有服务都包揽了。这个举措看似简单，但最终促成了华盛顿的转变。时代杂志把这个做法称作“兜售影响力的终极超市”。改善政府管理运动的倡导者弗雷德·沃特海默（Fred Wertheimer）把这个扩张描述为“机构化的利益冲突”。
将游说和政治咨询相连接，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双排扣操作”（double-breasted operation）的做法，是其中真正的突破。马纳福特的游说公司开创了雇佣政治咨询师的先河。（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两种业务归属于不同的公司，但这些公司的创始合伙人是同一群人，在同一个地点办公。）这边帮助政客竞选，那边则转过来游说由自己同事帮助竞选上任的官员。咨询方面的雇员包括锋芒毕露的李·阿特沃特，他因为代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首创“种族诱饵”手段而臭名昭著。阿特沃特对朋友说：“我们在进入售后服务。”如所预期，公司的政治客户，比如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在公司需要他们帮忙推进大企业客户的议程时，就成为了可靠的战马。这种职业演化使得游说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同步增长。
1984年，公司扩张到国会走廊的另一边。彼得·凯利（Peter Kelly）被聘为合伙人。凯利曾经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席；他为议员们筹集了数百万竞选资金，因此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公司的一些雇员为民主党在路易斯安那、弗蒙特和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候选人服务，即便办公大厅另一头的同事们在为这些候选人的共和党对手工作。凯利对我说，“有人说，‘这不符合美国精神,’ ‘他们怎么都不会输，因为他们两边都有人。’ 我总是说, ‘能赢怎么就不符合美国精神了？’”这种常胜不败感也充斥在游说活动中。1986年国会通过税改法案的时候，公司成功地在法案中塞进一条特别规定，给克莱斯勒-三菱公司节省了5800万美元；另一个条款给强生公司节省了3800万美元。新闻周刊宣布马纳福特的公司为“华盛顿最火的店”。
对该公司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1988年共和党进行总统初选时，公司策划并基本锁定了胜利者。阿特沃特是乔治·H·W·布什的首席策略师；布莱克为鲍勃·多尔（Bob Dole）工作；斯通是杰克·肯普（Jack Kemp）的顾问。国会一位工作人员曾对时代杂志记者开玩笑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搞提名竞选？为什么不就让这些候选人到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去辩个输赢就行了？”马纳福特也有意造成这种感觉。在一次华盛顿邮报的问卷中，他宣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是他最想会面的人。
尽管年轻，马纳福特显示出一种能鼓舞他人的自信，一种类似于新闻主播的风度。他的一位长期副手菲利普·格里芬（Philip Griffin）对我说，“他很有权威性，他的盔甲上从来看不到裂缝。”马纳福特擅长写作，尤其是为潜在客户写提案；他精通战略性思考。要帮助客户，拉大旗做虎皮绝不能代替具体实在的步骤。他曾经声称，“如果政治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就是它教会我们要把任何事情都当作竞选活动来做。”他为客户不辞辛劳，工作强度从不减弱。依据被曝光的短信，他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安德烈娅是在电话会议的间隙怀上的。安德烈娅写信给她当时的未婚夫说，马纳福特“挂了电话，看看手表，然后说，‘OK，离下个会还有二十分钟。’”
马纳福特的游说公司散发着80年代的奢侈颓废气息。每年，它都会主办一个高尔夫活动，以杜松子酒品牌布多思（Boodles）命名。马纳福特的一位同事老友约翰·唐纳森（John Donaldson）说，“这个活动几乎每年都必须换地方，因为会场不会再邀请我们回去。公司里两位女士抱怨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邀请。我告诉她们，你们是不会愿意去那种场合的。”作为公司“社交委员会”的负责人，马纳福特会给每次年会设计一个主题。他的代表作是一个三年递进：“过度”，然后是“超过度”，最后是“过度即最好”。
1986年，公司的合伙人放风让华盛顿邮报知道他们每人打算拿回家4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美元略多一点）。凯利说，“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赚这么多钱，我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人以前赚到过我们现在这么多。”公司还给高级合伙人提供豪华轿车以及负担他们自选的乡村俱乐部会员费。马纳福特乘坐超音速协和式客机（Concorde）来往欧洲，就像是乘坐阿西乐特快（Acela）列车去纽约一样。“我得承认，”阿特沃特激动地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政府干了四年之后，我对我的新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愉悦。”
公司从大学里雇佣刚毕业的年轻人来给合伙人做司机，内部戏称“车手”。当罗杰·斯通的昔日偶像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是这些“车手”接送的。
这些年轻初级雇员中不少人最终会爬上公司高层；他们常常被派去代表公司经营客户的竞选活动。不过，想要爬这个阶梯，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通过所谓的马纳福特“忠诚测试”，这是些很有挑战性的任务，超出了通常的职业标准，体现了马纳福特所预期的对这些初级雇员的控制。有时候在最后一分钟，他会要求员工招待他来访的法学院好友，而不顾这位员工从来没见过这些人。有一次圣帕特里克节（Saint Patrick’s Day）派对，他要两位初级职员在24小时内找到合适的人来模仿比利·巴蒂（Billy Barty），就是那位身高3英尺9英寸、与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和切维·切斯（Chevy Chase）合作过的演员。他们居然找到了。“这可是在互联网之前的年代”，他们中的一位告诉我说，“你能想象那有多难吗？”
IV. 放眼全球
到九十年代，注册游说师已经从汤米·博格斯（Tommy Boggs）在1967年加入时的寥寥几十人扩展到了一万多人。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变化，并以有利位置接住了大量涌入国会山的企业现金。但到那个时候，国内政治对保罗·马纳福特（查理·布莱克对我描述其为自诩的“冒险家”）来说，空间已然太小，意思不大了。
马纳福特一直和野心勃勃的年轻外交官们交好，其中包括当时的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本·苏尔坦·阿勒沙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 Al Saud）。班达尔参加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马纳福特专门派了一队高级成员为他打点。马纳福特安排班达尔从总统入口进门，又一路送进副总统的包厢。
海外游说在80年代之前并非不存在，但是规模有限，还长期笼罩在不信任中。二战前夕，一位受雇给德国染料信托（German Dye Trust ）做公关的美国公民艾维·李主导了一系列洗白纳粹的活动，直接导致国会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国会没有完全立法禁止海外利益辐射影响，不过当时那些活动只发生在华盛顿K街的边缘。
保罗·马纳福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件事。里根政府已经扩大了冷战的格局 — — 通过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组织和阿富汗的圣战军等游击队与右翼军事势力拨款支持和提供培训，加紧了国际反共斗争的步伐。所谓“里根原则” — — 也就是这种“外包战争”的策略 — — 寄希望于通过大量冲突让苏联应接不暇。
国会投在反共代理人上的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世界各地的铁拳独裁者和暴躁的军阀都想分一杯羹。首先他们需要人帮忙包装自己，这样国会可以对他们不是那么“自由民主”的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说客都在找独裁者客户，但是没有比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更集中努力的。公司会安排客户上美国电视台做采访洗白,会在国会内部结盟来搞到钱。在那些独裁者国内，这些能够让他们的政权沾上一点民主合法性的气息，帮助他们在华盛顿提高声望。
公司能拿下客户是因为它善于营销与里根政府和之后的老布什政府的关系。1988年《纽约时报》上报道的一个提案中，公司宣传了与官员的“私人关系”，还公开承诺能够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提供后门渠道的“升级”。毫无疑问，能做出这种承诺，与他们有詹姆斯·贝克这个朋友关系很大，特别是在贝克出任布什政府的国务卿之后。 “贝克会直接把客户介绍给公司，”凯利回忆说。 “他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马纳福特并不在乎所谓的道德提升。 “一般来说，我会着重于如何让客户与欧美价值观同步，”凯利告诉我，“保罗却完全相反。”（凯利和马纳福特近年来一直没有联系；前者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顿）。1985年至1995年任该事务所董事总经理的里瓦·莱文森（Riva Levinson）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她向她的老板提意见，说她需要工作信念时，马纳福特告诉她，这样做“我生意就完了”。该公司的客户基本群扩展到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扎伊尔、赤道几内亚、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等一波独裁政府。马纳福特的公司在1992年由公共廉正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发布的一份题为“暴君的说客”的报告里是被讥讽的主要对象。
1985年菲律宾成为客户之后，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迎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迫切需要寻求某种合法性的光鲜外表：在1983年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 Jr.）被刺之后，美国国会对他的政权的支持一路下滑。马科斯雇佣马纳福特提升他的形象；他妻子伊梅尔达（Imelda）造访美国时亲手向公司支付了60,000美元的头款。当马科斯提出1986年举行快速选举以证明他对民主的诚意时，马纳福特告诉时代周刊，“我们试图做的是让它更像是芝加哥式的选举，而不是墨西哥式的选举。”虽然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但这绝对是一句实话。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芝加哥式的选举通常是大规模选举舞弊的代名词。已故民意测验专家沃伦·米托夫斯基（Warren Mitofsky）曾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前往菲律宾，为那次选举设置并进行了出口民调。回国之后，他对政治学家山姆·波普金（Sam Popkin）讲起马纳福特公司的代表问他的问题：“马科斯赢多少才能让这个选举看起来合法？”波普金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白：“我们怎么搞才能让美国人看着觉得靠谱？“
该公司最成功的右翼大改造是安哥拉游击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他是一名从毛派变成反共分子的叛乱者。他的军队对儿童无恶不作，将妇女充为性奴。在这位将军1986年访问纽约和华盛顿期间，马纳福特和他的同事们把他包装到有杂志称之为“萨文比时尚”。他穿着尼赫鲁西装，乘坐豪华轿车，出入华尔道夫酒店和格兰大酒店，力图投射出讲究、精致的形象。为了这次行动，公司帮他精心准备，每月向他汇报华盛顿的政治气候。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如何回应他的批评者，到如何赞美他的赞助人，他都受到了精心细致的指导。”萨文比从此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称道的“自由战士”。当新保守主义标杆人物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介绍萨文比时，她宣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哲学家、诗人、政治家、战士……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真正英雄之一。”
这是个骗局 — — 萨文比仅在1985年就支付了600,000美元。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绞尽脑汁让这笔黑心钱不断流。公司自己的业务已经和萨文比持续对抗安哥拉左派政权的叛乱拴在一块。到80年代末，安哥拉经历近15年的血腥内战之后终于临近和平谈判的边缘；这家公司却不断为客户争取新一批武器，支持萨文比继续打下去。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戈尔巴乔夫停止对安哥拉政府的援助后，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坚持帮助萨文比。但是到那时他聘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华盛顿游说公司。” 这场战争又拖了十多年，数十万安哥拉人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