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
年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运动，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到了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自我回归”。
民国教育的底色，让我们拥有精神家园
那些民国教育的底色，使得我们还有精神家园可以回去。
关于这个底色的具体内容，我总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是有许多“君子不为”（的底线）；其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其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充满责任感。
我经常推荐一套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课本。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等到我上小学时已经是白话文课本，像我的师长杨绛先生也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学的应该也是这套课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时是很吃惊的。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思想先进，视野开阔，到今天，已有一百年。
我们这一代虽然没有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父母师长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参加何种运动，有何种思想倾向，是否出过洋留过学，也不论是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教育提供的。当时是统一的学制，多元化的办学风格，“教育救国”是很多知识精英的愿望，出了许多教育家，不少实业家也办教育。校训各具特色，但这种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是共同的。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都很注重学生的古文修养。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就算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也都加强了古文课程。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我记得我最先熟悉的歌之一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是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唱，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救亡，强国，振兴民族”是所有人最迫切的愿望。但公民教育并没有因为救国而取消。当时小学的公民课，内容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等等，教授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讲“君子有所不为”。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因为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
我在小学时学唱《礼记·礼运》篇那一段，我还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的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这些教育中，“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讲求做人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都化为文化的底色，“君子不为”和“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融会贯通的，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冲突。
民国时期，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要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只有民国的高小学历，可后来也成为了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如出版界的范用、沈昌文等。他们的正规教育只到小学或初中，但如今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后来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天勤奋好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小学教育的基础所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