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展览现场也展示出五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同一组器物。这就是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鼎数越多，所用者的身份地位越高。
▲四虎蟠龙纹豆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青铜 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镶嵌几何纹敦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古代祭祀时需要洁诫，参祭者行礼前须沐浴洁身，宴飨时则要举行“沃盥”，即净手之礼。因此盘、匜、鉴等水器也成为了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番x伯者君匜
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青铜 高21.2厘米，流至鋬长37.5厘米
▲鸟流盉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盉本为酒器，或认为用于调和酒的浓度，到西周中期以后也和盘组合使用，担负水器的作用。
▲“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展览现场
除祭祀权外，军权也是统治的代表。战争对兵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和推动了青铜兵器的铸造，也使兵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用品必不可缺的器物。青铜兵器中制作精致、纹饰华丽者多属于仪仗礼器，其种类包括：戈、 戟、矛、钺、剑、弩、矢镞等。
▲（上）越王者旨於睗剑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青铜 长54.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剑格铸铭文八字“越王越王，者旨於睗”，者旨於睗为越王勾践之子。
▲（下）越王州句剑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剑格铸铭文十四字“越王州句自作用剑”，越王州句为越王勾践曾孙。
周代初年实行分封制。郡县制则始于春秋战国，盛行于秦汉，是中央集权体制下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随着官吏制度的转变，各级官吏行使权力或表明身份，都需要玺印作为凭证。官印的材质、钮式、尺寸和印绶等至秦代已有了严谨的法定制度。
需要封存或保密的文件或物品被捆缚后加封粘土、钤上印章，得到的作为信验的泥块称为封泥。官印及其封泥的文字保存了大量的官名、地名，呈现出中央集权官制体系的真实架构与细节。
▲“匈奴相邦”玉玺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玉 纵横各2.5厘
米，高2.0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匈奴相邦”是战国时期赵国赐封某匈奴族首领的玉玺，是与匈奴发生政治联系的重要物证，也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中原王朝颁给周边少数民族的官印。
▲“九江守印”封泥
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
泥 上海博物馆藏
“九江守印”封泥是九江郡太守所持官印钤得。秦王政二十三年灭楚，次年即置九江郡。
上古君王的事迹散见于古代文物上的文字记载。如战国楚人所写的上古史《容成氏》记述了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等远古帝王直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是不同于炎黄体系的另一种古史传说。
▲“大乙”刻辞卜骨
商代晚期 祖庚(公元前12世纪上半叶)
牛胛骨 上海博物馆藏
公元前16世纪初，部族“商”在首领“成汤”的带领下伐灭夏朝，建立商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王朝更替。商人以天干为庙号，成汤死事被称为“大乙”。这版牛胛骨“大乙”刻辞卜骨上刻有商汤十一世孙祖庚时代的卜辞，卜问祭祀大乙(商汤)的方式。
▲“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展览现场
第三版块：生活
考古遗存与传世文物是还原古人日常生活形态的重要依据。“生活”版块用多角度展示了古人丰富的生活形态和审美趣味：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先民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并着手建造房屋。古人还发掘出卓越的造车技术与系驾方法，车马出行的方式大大提升了交通效率。在满足日常生存需求之外，古人还借助铜镜、玉饰等照容梳妆，实现自身对美的追求。政治经济生活方面，以钟鼓为代表的各类乐器在古代礼乐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度量衡制度的产生则是先民们开展税收与交易活动的结果。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且在古代长期实行着多元化的货币制度。
▲羊灯
东汉(公元前25年-220年)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中宫雁足灯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8年)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鎏金虎镇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8年)
青铜 上海博物馆藏
上古时代，人们的主要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于是出现了用重物压席的四角，即所谓的“席镇”。这种虎镇即是席镇之一。
▲鎏金鹿形镇（四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