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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神仙之习为例。1488年,王阳明16岁,前往南昌娶妻。婚礼当天,他却突然消失了。众人遍寻不见,最后发现他去了道观,“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
他还以疯癫之态,对待时人特别在意的举业。
婚礼过后,王阳明在携夫人返余姚途中,于上饶拜访了大儒娄谅。后者对举业不以为然,这种态度显然影响了王阳明,他还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让王阳明对儒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儒学本是其家之家学。当时,其父丁忧在家,课子弟读经以应举业,王阳明就随众人一起读书,但却被众人打趣:“彼已游心举业外矣。”
1493年,21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但或许是之前“五溺”的原因,他落榜了。
对此,他非但不在意,反而安慰那些郁郁寡欢的落榜者,“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在王阳明看来,参加科考不过是个手段,目的在于获得机遇以“行道”。
他有这种想法,由来已久。
11岁时,他就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将信将疑,反而对塾师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其父王华听了,不禁一笑,问他:“汝欲做圣贤耶?”
父亲的“一笑”之中,有慈爱之情也有期许之意。但在时人眼中,尚是童子的王阳明就这么说,无疑是大言不惭了。
时人不理解王阳明,那是因为他们早已忘记了读书之目的。而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的科举不仅仅徒有虚表,还带来了败坏的世风。
而科举之所以有名无实,就在于它已经工具化了。
有明一代,以理学为官学。朝廷奉之为圭臬,以之取士,以之治国。但在实际上,朝廷的眼里只有服务于皇权永固的教条,它根本不尊重理学,也不尊重儒士。在它的眼里,无论是理学还是科举,都只是工具而已。
朝廷的这种做法,在明朝开国之初就表现得很明显。朱元璋为“治天下”,不得不标榜尊学重道,但在实际中,他不仅毫无顾忌地辱骂儒士为“竖儒”,而且动辄杖之戮之。
以《明史》所载李仕鲁事为例,朱元璋诏求理学硕儒,李仕鲁应诏,但他到任后,发现朝廷所谓尊崇理学,不过是叶公好龙,于是提出辞职“归田里”。朱元璋当场撕破了脸,“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又如,《孟子》为儒家经典,但朱元璋却觉得尚需对《孟子》一书动以斧金,才能更好将之改造为维护皇权的工具。他命人删去《孟子》一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85条内容,“自今八十五条以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至于永乐皇帝,他一边严厉处罚批评理学之人,一边安排人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将之作为官定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这种把“治国之道”教条化的后果便是,朝野上下皆是阳奉阴违之风。
王阳明进入壮年后,正值“朝纲紊乱”的正德时期。若是按照《孟子》所言,正德皇帝是个“望之不似人君”的家伙,他当此大位,热衷的却是天天让太监帮他找乐子。在太监之外,也有众多官员变着花样哄他开心。
对此,王阳明在亲历仕宦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败坏的何止是治道呢?当时的学道同样是一塌糊涂。对此,王阳明也曾严厉地批评说:“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适以行其恶也。”
但是,在刚刚出仕的时候,年轻的王阳明还在天真地做着“得君行道”之梦。
27岁那年,他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书一封,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
其中的“权奸”,直指的是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
而刘瑾正在权焰日炽,他不会因此倒台,迎来巨祸的反而是王阳明。
一个流放者的悟道
这时的王阳明,依然是理学的信徒。
他如此相信“得君行道”,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效仿先儒。
在宋儒看来,“治道”与“学道”在周公和周公以前是合一的,比如周公即集“治道”和“学道”为一身。在周公之后,“治道”和“学道”发生了断裂,从此,儒士自可行“学道”,但若想行“治道”,就必须以“得君”为先决条件。
宋代时,儒士们这么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宋代的“不成文法”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国是”,即便有士大夫开罪了朝廷,也不用担心杀身之祸,甚至引以为荣。以王安石为例,他常与宋神宗面争于朝,每每“辞色皆厉”,而神宗则“改容为之欣纳”;再以范仲淹为例,他第一次遭黜,“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他第二次遭黜,“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他第三次遭黜,“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客大笑而散。”
但是,在王阳明上书之际,时代变了。
这是在中央集权登峰造极的明代。
刘瑾看到王阳明的上书,暴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还令亲信监督,加力杖责。
受此酷刑,王阳明“既绝复苏”,随即又被流放贵州龙场为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