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包括风险投资机构IDGVC合伙人周全、中国首家民营互联网服务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在内的12位科大校友在北京的一家俱乐部“闲聊”，商议科大50周年校庆的事宜。一开始，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为母校拍一部纪录片”。后来，拍纪录片的想法变成了设立全额奖学金。再到后来，纪录片和奖学金都成了“高速公路上跑的车”，“大佬”们想为这个大学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30年乃至上百年后仍然存在的组织”。
那时，28岁的刘志峰还在加拿大忙着毕业，他不想“一眼就能看到30年后的自己”，也被创始理事们“改革大学教育”的激情感染，决定在新创基金会“挥霍大把的青春”。
新创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校友捐赠”在中国还是个新鲜词汇。10年后，不断刷新记录的“富豪校友捐赠排行榜”已经能轻松挤上头条，成为一种衡量高校实力和面子的指标。
刘志峰的青春也和发际线一起褪去，从一个担心自己说不好话，拿着教话术的书在电话里给对方念上半个小时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人”。
他加入了200个校友的QQ群，拿到了上万名校友的联系方式。从最开始的120条校友信息，到拥有11万条校友信息的数据库，新创基金会的校友覆盖率已经远超中国多数高校的校友会。
他会在和一个目标校友会面前，看完对方所有的文章，然后准备50多页的文档，“哪怕他在大学谈过什么恋爱，我都很清楚。”
大多数时候，突如其来的见面机会并不会留给刘志峰足够的准备时间，因此他甚至能背出大部分重量级校友的简历。
他坦陈自己是个“结果导向”的人，可以“为掏光校友口袋里的每一分钱不择手段”。
在校友眼中，新创基金会却是“自己和母校联结的重要途径”。基金会请回国出差的Facebook高级工程师校友，到国内校友的科技公司来做“每人要几万元的报告”，最后只收了年轻人几十元钱。
刘志峰甚至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调研养猪行业，发布养猪校友榜。有一次，一位校友的养殖场正在经历严重的疫情，基金会通过校友网络，帮他联系到一个做生物技术的校友，解决了养猪校友眼前的危机。
上个月，在北京北四环外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新创基金会发布了2016年的工作简报——校友捐赠超过2500万元，几乎相当于同年科大接受的社会捐赠的一半。
只不过，在刘志锋眼中，这个超过6000人次的校友捐赠与面子无关，而是校友对科大的回馈和一种集体的“校外力量”。
“我们想做的，就是通过捐赠赢得一些信任，发挥建设性的影响力，包括批评学校。”刘志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去年11月，科大学生中爆发了一波对学校健身房的吐槽。事实上，这是个已经持续两年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
看到这个消息后，新创基金会通过校友网络向科大在校生发放了100多份问卷，然后请人到现场拍了照片，最后做出了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让学生的呼声有了统计说服意义”。
刘志峰还记得自己是在凌晨两点多把调查报告发到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第二天北京时间上午9点多，刚走下飞机，他就接到了科大校领导打来的电话。先是谢谢批评，然后希望通过他们向校友和学生反馈事情的解决情况。
刘志峰对这样的案例并不陌生。早在自己北美留学期间，他就已经目睹过不少民间校友会对高校的“校外治理”。
他经常把耶鲁大学的校友组织当作对比样本。在耶鲁大学，校董会是最高决策机构，19名校董中，有6名是校友会组织直接从校友中选取的。校友对耶鲁的各项改革与发展都有发言权，就连学校的本科教育改革报告都是在校友的直接参与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