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非从大忌讳下笔”
自1933年平津形势危急以来，周作人文章照写，却反复在私信中吐露“无话可说”之悲哀。其对弟子俞平伯感叹说：“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
（或反而走往闲适一路）
，于今颇觉得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怪也。”
其实并非“无话可说”，而是所说的话或文章“不合时宜”。1934年《人间世》上刊布了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两封信，曹聚仁将这两封信公开发表，是为了让时人“领略先生的襟怀”，借此替以陶渊明自居的周作人辩解。1933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信曹聚仁，解释为何未给其主编的杂志写稿：
觉得仍然无可说，若说起来千头万绪，非从大忌讳下笔便是第一句没有说，无从说下去；就是说了也是第二句，即不说亦可者也。其实即第一句说了也有何用，关于中国在实是无从说起。
抗战前夕知堂文章难懂之处，正在于他把真正想说的“第一句”藏起来，从可说可不说的“第二句”讲起。吞在肚里的“第一句”，则关涉周作人“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如致梁实秋信中所云“和共和日的狂妄主张”。因此要读懂周作人这一时期的言论，不管谈什么题目，都不得不从摆在纸面上的“第二句”中，倒推出他欲言又止的“第一句”，才能抓住真正的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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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跋知堂两信》（《人间世》1934年第14期）
周作人深感“无话可说”，除了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亦有来自历史惯性的压力，即“为遗传之观念所压迫”，他试图反抗的是历史惯性所支撑的某种道德律。在遗传学说的笼罩下，周作人对战前中国社会的观察，遂陷入漆黑一片、洪水泛滥的境地：
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太甚，窃意丧败无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点何在，可望复兴。我们不必远引勾王践范丞相，即辛亥之小就，鄙意以为原因即在甲午后之恐惧振作；而欧战后渐自满，至于今日不但重新觉得政治法律道德思想各方面都已完全，即军备也是大刀队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车。五四时自己谴责最急进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他们虽似极左，而实在乃极右的一种国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为遗传学说
（古人所谓“业”）
所恐胁，睹此更为慄然。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此刻现在，何处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来或不来，此或亦虚无主义之一支配！
此信比周作人三十年代写作的绝大多数文章要显豁得多，几乎道出了被他吞下去的“第一句”，及他处处警惕的“敌人”——“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上文所谈策论也属于八股之变种。周作人以为国难深重源于“虚矫”二字，“虚”是指军备政治法律道德思想各方面均不如人，“矫”是指明明事事不如人，却坚信“大刀队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车”。令周氏尤为愤慨的是这些似左实右的“国粹狂信者”，原本是“五四”时代自我批判的急先锋。故亡国不可怕，复兴的希望在于“恐惧振作”，从迷狂回归理性。曹聚仁以为随着时局的演变，周作人欲说还休的“第一句”在“国粹狂信”、“八股言论”风靡云蒸，整个社会进入盲目无理性的迷醉中时，更显无奈与沉痛。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抗战前夕周作人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将自己置于要么“失人”，要么“失言”的两难境地中。周氏以为不论古今中外那一路的思想，总要带点八股调、唱戏腔才有人要听。假如想说一点个人的意见，略异于制艺或戏文的格调，就得考虑听众的水平及耐心。以题为《日本管窥》的系列文章为例，被视为“亲日派”的周作人这时候来谈日本，无论谈文化还是武备，都是两面不讨好的。他坦言“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
抗战前夕南北知识界对周作人的责难是“不积极”，视小品文为无益于社会的“小摆设”。而周作人反驳说自己写文章的毛病在“太积极”，不愿画符念咒以文学为“祭器”。到底是“不积极”还是“太积极”，端看读者能否从“第二句”倒推出周作人的潜台词。这种外面看消极、自认为积极的态度是周作人及其圈子共有的。例如在政治上看似懵懂的俞平伯，一面自称“近颇消沉”，“想学都下破旗门子拿破铜烂铁卖给鼓儿担，在门口换羊头肉、熏鱼儿、硬面饽饽吃”；“另一方面说则意兴颇豪，大有天下事都须由我辈来从头干起之意”，“极思推翁不必出山而为盟主，携常出屋主人为先锋，以性情为归，以四科作教”。所谓“从头干起之意”，竟是“常出屋主人”废名提出的，俞平伯以为“虽属僭妄亦颇欲尝试之”，盟主自是知堂先生。
三十年代先后以《骆驼草》《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为阵地，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桴鼓相应，批韩愈、反八股、斥道统、谈儒家，意在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抗战前夕周作人重构中日两国滑稽文学的传统，在“小品文”之外另树“新俳文”的旗帜，也可视为这场运动的尾声。
三十年代知堂老人的形象似乎被定格化、符号化了，这种符号化的倾向在他与“青年”尤其是左翼青年的疏离、隔膜乃至彼此戒备中尤为明显。发表于《人间世》的《苦茶庵小文》中存有1933年4月7日周作人《致某君书》，谓：
×××君言论不甚入时，取憎于青年新人，亦是当然。窃意以为在不投机不唱虚伪高调之点或不无可取，故鄙人觉得不必过于责备，况即×君之低调鄙人也唱不出耶。
六十年代鲍耀明问周作人，信中的“×××君及×君”是谁，周回复说：“与某君书，当系与开明书店主人者，书中所说×××，则系是胡适之，因抗日时言论他自称只是‘低调’也。”周作人晚年跟鲍耀明谈及他与胡适的关系：
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
（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
，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
（寻常朋友）
，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周、胡二人的关系或可用“交浅言深”四字来形容，平日里或是“泛泛之交”，但每逢出处进退的关键时刻，彼此却可以说几句“交心”的话。在周作人看来，胡适的“可爱处”在喜谈政治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这种纠结的政治姿态与周作人“京派流氓”的做派倒也类似，故才觉得“可爱”而非“虚伪矫饰”。
以胡适为镜子，可映照出周作人身上的“两个鬼”。1929年上海党部决议严办胡适，周作人去信劝胡适少说闲话，回北平来做大学教授，信中援引Rebelais
（拉伯雷）
的话：“我自己已够热了，不想再被烤。”周作人认为胡适的正经工作在于教书作文——完成《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及《水浒传考》一类的考据文章，而此类工作非回北平来不可。若将胡适与梁启超做比较，周作人曾背地批评胡适不及梁任公，“因任公能尽其性而适之则否”，甚至开玩笑说如自己做了卫戍司令，要派一连宪兵把胡适“优待”在秘魔岩，命他埋头著述。周作人的激将法，自是出于对胡适其人其学的爱惜之情，胡适当然十分感激。就周氏批评他“爱说闲话、爱管闲事”这一点，胡适辩解道：
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喷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办法制止自己。
周作人未尝不是一个“热病者”，不过把自己的政治情热压抑在故作冷漠的表皮下。胡适回信说自己暂时不想回北平重理故纸生涯，但会记着Rabelais的名言，以免有下油锅的危险。
1936年初丁文江去世后，周作人又致信当时被北大学生围攻之胡适，劝他莫谈政治、少管闲事：
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朋旧凋丧，青年无理解，尽可为“汔可小休”的理由，还不如专门讲学论学。
“朋旧凋丧”指丁文江之死对胡适的打击，至于“青年无理解”，周作人继而引冯班家戒中语：“少年性快，老年谆谆之言非所乐闻”，来解释“青年”与“我们”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