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了义乳，杨娟术后没再觉得抑郁。她个性爽朗，爱笑，会主动和顾客提起患病的经历。她说这叫“心灵疏导”。话匣子打开，有的人能聊一个多小时，最短的也起码在半个小时以上。
有的患者还没做手术就来了，她们是来“考察”义乳到底怎么样。如果觉得好，回医院就可以放心切除了。不过大多数顾客是在术后一两个月来的。那时她们正在苦熬最抑郁的黑暗时刻。失去了患友的陪伴，也没有医生护士每天告诉她们该做什么，她们必须真正面对没有乳房这件事了。
杨娟估算十个里头有七个顾客，非常自卑。特别是经历了化疗的患者，肩膀朝健侧倾斜，含胸驼背，头发也掉了不少，脱下衣服时会下意识捂住伤口。
伤口
不想给别人看，也不想让自己看见。杨娟记得，一个60多岁的大姐进店后，把陪着来的丈夫和孩子撵了出去。试穿时，她昂着头，似乎正在拼命忍住眼眶里的泪水。直到穿戴完毕，她才敢走到镜子跟前。
“你看，现在胸挺起来，有自信了吧”，杨娟对大姐说。
关于硅胶义乳，内衣设计师于晓丹想发表些不同看法。
一次，一家国内硅胶厂商给她寄了一只义乳。一不留神，家猫把那玩意给咬破了，油流得到处都是，黏黏的，实在留不住，就给扔了。
还有一次，在试穿会上，一位患者摘下胸罩，让她摸摸看。那时明明是四月天，天还挺冷的，可是里面湿透了。后来她才知道，那位患者的汗腺在术后遭到破坏，汗液不能被吸收。那款硅胶义乳又不透气，只好全浸在汗液里。“难以想象她夏天怎么过”，于晓丹说。
国内质量比较低端的义乳，成本也就几十块钱，可售价还要卖到几百块。但于晓丹也见过价格昂贵，质量不错的。比如一种德国进口的义乳，她认为德国人做得“精细，讲究科学范儿”。不过她想做不一样的。
就和王峰遇到刘姐一样，2019年于晓丹的内衣事业开始向术后文胸转型，也因为碰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乳腺外科医生。她是个美国人。她想找于晓丹合作设计一款内衣
。她说，看着自己的病人穿的术后内衣，就像“兜抱婴儿的棉纱绑带”，特别心痛。于晓丹记得，她用了“sad”这个词。
医生描述的是一款术后立即穿的压力胸衣，“是功能辅助性的医用产品”。为防止伤口液体渗出，得有个带导流泵的开口。为降低淋巴水肿、感染的风险，得做得非常紧致，有压迫感。
只要稍作调研就会发现，压力胸衣的使用时间顶多不超过2个月，拆线后就没人再用了。于晓丹放弃了做压力胸衣，改做另一种可以佩戴更长时间，甚至是余生的术后文胸。
在市场调研时，她惊讶地发现，当时市面上所有术后文胸，没有一款区分健侧（健康的一侧）和患侧（切除乳房的一侧）。压力胸衣的紧迫感，如果也压到健侧，必定是不舒服的。而义乳文胸，和普通文胸区别不大，能装义乳就装，不能装就拉倒。
她想，这样具体实际的需求被忽视，是因为没有人发声。
“一定要说出来，才能被听见。”
还有一种需求也没有被看见。术后文胸的设计都非常老旧，看着像十几年前的款。于晓丹感叹，
“她们是被现代工艺和审美忽略的一群人。”
她准备先琢磨文胸，再研究填充物。她解释这么想的理由是，“如果只考虑填充物，还是像以前一样，把她们当做有缺失的女性来对待，只是想着怎么弥补。而先考虑文胸，才是把她们当做女性来对待。”考虑文胸意味着，领口不能太低，可以替她们遮挡伤口。质地要柔软，可以温柔地对待术后敏感的皮肤。
第一位模特是她的好友Mi。Mi确诊乳腺癌时，于晓丹刚做完调研，准备正式启动。她决定跟着Mi，在“你们应该穿什么？你们想要穿什么？”的问答中，一次次地修改。
Mi是双侧切除，不用在两侧平衡的问题上费神。可是那些切除一个乳房的患者怎么办？于晓丹意识到，还需要更多的模特。她拜托Mi在病友群发布试穿者招募，许诺大家试穿之后，可获得一件。
第一次试穿会来了12个人。那天于晓丹根据需求现场改设计，累到不行，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但她得到的更多，那是她以前从没考虑过的意见和反馈。
那天一位患者在试穿时，用手指戳自己。于晓丹当时疑惑，她在担心什么？后来她才知道，许多人要挤公交地铁，很担心胸部不小心被人用胳膊肘碰到。如果里面是空心的，胸部就会凹陷一块。那时她们会紧张，会“身体缩起来”，不想让别人发现。必须做实心的模杯，是那次试穿会上最大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