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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碳发展感兴趣的不只是化石能源出口国。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信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密切关系，并希望再走一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它们虽然赞同《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温控目标，也提出了本国的碳中和时间表，并着力发展本国的新能源项目，但把它们的人财物力主要用于发展煤电、燃油等高碳项目上。
尽管它们也希望看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但更担心本国的碳排放量不够高。
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上进行战略收缩，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变化，也是世界能源低碳转型遇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收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发达国家在承担气候资金责任上的态度渐趋消极。2024年巴库气候峰会（COP 29）的核心议题是气候资金。会上发展中国家提出希望发达国家每年为它们提供上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遭到发达国家的拒绝。西方政府认为自己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尽力了，不愿意做出过多贡献。英国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表示：“发达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尤其是在公共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史蒂文·吉尔博（Steven Guilbeault）则称：“加拿大等国家并不否认需求。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无法用公共资金达到数万亿美元的目标。这根本不可能。”
在西方各国中，美欧能源转型历来受到较多关注。由于两党政治和社会撕裂的影响，美国政策波动性大。欧洲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总体上比美国更积极，但近年来明显收缩，何以如此，值得重点关注。
欧洲新能源发展成就领先全球。比如，2023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达到16.6%，这远高于8.2%的世界平均水平。在电动汽车发展方面，欧洲同样走在世界前列。2023年欧洲电动汽车注册量约占世界的25%，仅次于中国。
大力发展新能源让欧洲付出了较大成本。比如，德国新能源的发展在欧盟内比较突出，而其表现之一是其风光电规模较大。2023年可再生能源（以风光电为主）在德国能源消费总量里的占比高达22.8%，比欧盟平均水平高6.2个百分点。然而，德国的低碳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多年来德国实施以固定上网电价（Feed in Tariff，FIT）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造成德国国内电价偏高，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能源开支。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能源之痛”更加突出，掣肘其能源转型政策。俄乌冲突导致欧盟能源成本高企，欧盟企业对减排成本的抱怨不断。俄乌冲突造成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大涨，化工、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企业遭受冲击，一些企业被迫外迁。欧洲电力价格大涨也降低了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如2024年6月德国、法国、英国的居民平均电价分别是每千瓦时0.396美元、0.305美元和0.356美元，而同月中国和美国的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075美元和0.179美元。可见，当月德国电价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电价的5.28倍和2.21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电价偏高，显然会降低电动汽车等用电设备对欧洲消费者的吸引力，从而影响欧洲交通运输等领域电气化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