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敬隐渔健康不佳，加上先天性格压抑和后天心理紊乱越来越严重，事情的发展迅速偏离原先的轨道。一九二九年十月，罗曼·罗兰从敬隐渔来信中意识到他的病情恶化，他不仅没有撒手不管，避开无法预知的后果，反而十分紧张，首先向汪德耀和梁宗岱打探情况，由于两人都不住在里昂，没能提供任何信息。到了十月十八日，他再次接到敬隐渔来信，声称打算离开里昂到瑞士来。他感到事情接近失控，再也不能坐视观望，当天便采取具体的行动介入，写信给一位最亲近的医生朋友，请他介绍一位合适的医生，准备自费为他治病。
在他安排下，敬隐渔在十一月四日进入了里昂郊区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事情的发展突然加速，十一月五日，中法大学来信，学校决定取消敬隐渔的学籍，请他协助说服敬隐渔接受遣返回国。他不同意学校的做法，在十一日的回信中请求收回成命，让敬隐渔留在法国治病，“唯望不论何种情况，这位可怜的孩子能够交托到善心人士手上，即使病情已无希望。因为他是生活环境的受害者，值得关爱”，他说已经准备了三千法郎作治疗费用。这些近乎苦苦哀求的话语，闻者伤心。然而，敬隐渔的病情超出他的预料，三天后，十一月十四日，医院院长通知他，学校当天派人来接敬隐渔出院，鉴于病人的病情不宜继续留在该院，因此同意出院。罗曼·罗兰知道后，在日记中写下他的不祥预感：“［学校］要把他遣返回中国……（换而言之，唉！把他摆脱掉。等于把一个人扔进水里——说不定在海上旅途上他便自己跳下去！）”
敬隐渔出院后，回到里昂大学，给罗曼·罗兰再写了一封求救信（此信佚失），大师收到后，由于应承不再写信给敬隐渔，所以没有回复，但他写信给中法大学校长，作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有一种治疗能挽救他，即使一线机会，都不应放过。这个不幸的人对新中国可能是一位真正的人才”（十一月二十二日信），信写好后，又加上一段附言：“敬隐渔的文学才能毋庸置疑。即使精神紊乱，他的作家天才仍然令我惊讶。他有一定的法语文笔驾驭能力，在外国留学生中很罕见。”这些发自腑肺的话语，催人泪下。如果说罗曼·罗兰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表态，事后被验证为错误，那么在与敬隐渔的交往中，他的人性，他的人道主义，他的爱心，他的诚恳，没有半点瑕疵，灿烂如日。高尚的人格，令人敬佩。
梁宗岱（Liang Tsong Taï）
一九二六年秋，敬隐渔离开里昂到巴黎，罗曼·罗兰发现他越来越疏远。偏偏这几年再没有其他中国留学生出现，期望中的中国沃土又变回原来的荒原，难免产生一种失落感。正当这个时候，上天给他带来意外的补偿。一九二九年开始，他接连收到四位中国留学生的来信，令他十分兴奋，在这年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以十多页的篇幅，记载了这些通信的内容：“托尔斯泰曾经抱怨，太少中国人来找他。我也有同样的遗憾。在所有文明土地中，中国有识之士于我始终最遥远。在我听到的声浪中，缺少他们的声音，至多听到一两个孤立的声音。——但最近几个月，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升起。上两星期，三位有才智（intelligents）的中国年青人预告前来访问。”在四位新通信者中，最先写信的人是梁宗岱（1903—1983），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写成第一封信。
我们看到的法国档案，总共收藏他的六封信，一张明信片和两份法文诗歌打印稿，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所有信件及附件都保存得很完整，连信封也一个不缺，根据邮戳很容易确定寄出和寄达日期。至于罗曼·罗兰的日记，共有四段记载，前两段是收信记录，后两段两次见面详情。这些材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想更全面研究，还离不开另一份中文文献，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中国文坛热烈庆祝罗曼·罗兰七十诞辰，梁宗岱在六月十七日的《大公报·文艺版》发表了回忆文章《忆罗曼·罗兰》（后入集《诗与真二集》）。我们知道，梁宗岱一直珍藏着大师的五封信函，但在“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焚毁。幸好在这篇文章中，他曾经摘译了其中两封信的主要段落，我们看到的虽然不是法文原文，但读起来觉得就是罗曼·罗兰的文字，这是因为译者的译风忠实严谨，完全值得信赖。另一方面，文章详细记述了两次到奥尔迦别墅拜访的细节，而在大师的日记中，也有对应的两段长篇记载，两人的立足点各不相同，内容有异，这就像两面不同的镜子，把同一件东西的两面分别反映出来，让人看得更全面。这篇文章所记录的对谈，涉及大师对敬隐渔和盛成的评价，这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代人的见证。
梁宗岱一九二四年秋抵达欧洲，等了四年多才写第一封信，似乎有点太晚。因为他很早便爱上大师的作品，十八岁念中学时，去岭南大学看望在那里读书的文学好友司徒乔和草野心平，三个青年人曾一起阅读和朗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到法国后迟迟没有写信，可能是因为他进入索邦大学后，很快便在学生会的课余文学活动中，结识了名重一时的文学大师瓦莱里，得到赏识，成为入室弟子，不再需要其他导师。事实上，当他写第一封信时，已经完成《水仙辞》的中译，在《欧洲》月刊和《欧洲评论》发表过法文诗歌，《法译陶潜诗选》也进入出版前的最后修订阶段，可以说他已经到达法国文坛的大门前，这和其他仍然属于文艺青年的中国留学生大不相同。他写信的动机并非为得到指点，而是单纯出于文学考虑，当时罗曼·罗兰的新作《从〈英雄〉到〈热情〉》（De l'Héroique à l'Appassionata ）出版不久，这是七卷本系列著作《悲多汶：他底伟大的创造时期》（Beethoven : les Grandes Epoques créatrices，梁译书名）的第一卷，他读后写信请求准许翻译，大师很快回信同意。但是他一下笔，便发现音乐知识不足，在第二封信中，坦白承认“作为翻译者，我对音乐应该有更多了解”，提议先翻译第二卷《歌德与贝多芬》（Goethe et Beethoven）。此信离第一封信不过十天，罗曼·罗兰喜欢这种诚实态度，欣然同意。
在当时的法国文坛，罗曼·罗兰和瓦莱里分别是两个不同阵营的大纛，前一派喜欢插手政治，干预世事，后一派恪守纯文学，通常互不往来。当梁宗岱出现在他面前时，毫不隐瞒自己属于瓦莱里一派，罗曼·罗兰一点也不反感，更没有拒之门外，反而在第一封回信中，便热情邀他把法译陶潜诗篇交给《欧洲》月刊发表。在最早两段日记中，连续两次私下赞扬他的法语水平，“我觉得他出色地精通法语”，“他写信给我，法文很好”，这当然不会单指信件的文字，梁宗岱两次信件都附寄了法语作品。第一次见面后，他在日记中又提到梁宗岱的法文，“他二十四五岁，法语说得很出色，甚至完全没有口音。和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学习欧洲语言多么容易，尽管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字母完全陌生，例如 r，但是梁宗岱做到像巴黎人那样以小舌发出颤音”。很明显，罗曼·罗兰是一位君子，爱才惜才，不受政治影响，热心鼓励年青人。
梁宗岱与大师的接触不算多，三年间只写过七封信，见过两次面。但已经让对方另眼相看。第二次见面后大约一个月，罗曼·罗兰写信给《欧洲》月刊主编盖埃诺（Jean Guéhenno, 1890—1978），谈到为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专号组稿，“如果我肯定巴黎的梁宗岱目前的地址（去年是居约街19号），我会向他约稿：这是我认识的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青年之一”。已经答应为专号撰稿的作家有托马斯·曼和黑塞，两位先后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由此可见这话的分量。罗曼·罗兰这样提议，不会只考虑法文水平，而是通过两次见面，发现这个中国年青人对歌德和德国文学有相当的认识和个人见解，“谈锋渐渐在别的题目上展开了。我们照例对我们共同崇拜的哥德和悲多汶致热烈的敬意”（梁宗岱《忆罗曼·罗兰》）。能够和一位内行人交谈他的本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差池就会露马脚，谈不下去。
两人的交往随着梁宗岱返国结束。在所有中国留学生中，这段交往最平静，最接近他想倾听的中国声音的愿望。
李又然（李家齐，Li Chia Tsi）
李又然（1906—1984）原名李家齐，第三位写信给罗曼·罗兰的中国留学生。一九二八年夏天自费来法，先到里昂。由于从未读过法文，进入培力兹语言补习学校，从ABC读起。差不多一年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一张法国布尔日湖风景的明信片，在署名及日期之外，只有三个法文字，A Bonne Santé，这个句子的文法有误，推测是模仿法国人的祝酒语 A votre santé（敬祝健康，相当于中国的“干杯”）。
过了五天，七月一日，他寄出第二封信。这一次是真正的法文信，文字流畅，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对大师的仰慕，然后陈述自己的愿望，“我衷心请求给我亲笔回信，让我前来拜见。尽管我只会说一点点法文，又不懂其他欧洲语言，但是如果能够在先生的身边默坐一会，将感到莫大幸福”。直到这里，这封信和常见的仰慕者来信大致相仿，但紧接下一段，却颇为出人意外，“我以中文写这封信，然后由朋友译成法文，我再抄一遍。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自由运用法文来表达我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表达我的热烈感情”。如此直率，近乎天真，教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档案那样，我们没有看到回信，但是他的儿子李兰颂给我们提供了李又然一九七五年的家书，从中知道大师没有把这封信作为儿戏，而是十分认真，像对其他来信那样，迅速作了回复，“先生回信说，他就要出去旅行（先生是大旅行家），假如我去瑞士只是要看他，那么最好晚些去，那时我的法文也讲得更好了，可以多谈谈”。（李又然家书，下同）
李又然人如其文，终其一生，老实诚恳，不识世道艰险，后半生因此受尽苦头。这一年九月，他转到巴黎，从那儿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大师，然后完全失去音信。差不多两年半后，一九三二年四月初，大师突然接到他的一封挂号信，第一句话是：“先生，能否寄给我一小笔钱？”，原来他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接到家里的汇款，已经欠下一大笔债，求救无门。他在信末呼喊，“先生，我再重复一次，不要猜疑我！我非常需要被人相信是一个诚实的人”。信后还有一段附言，“先生，如果给我答复或者寄钱，我不会再回信，以免过于打扰”。其他人收到这样的信不知会如何反应，罗曼·罗兰是这样做的，“先生寄来了钱，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法国教授，美学学者，说他会来看你的。这位先生后来也送给过我钱，还介绍好些朋友照顾我。”
李又然收到钱，真的没有回信，但是久候的家庭接济很快到来了。三个月后，六月三十日，他从瑞士写信给大师，告诉他已经付清了债务，买好船票准备回国，“先生，出发在即，很想能前来拜见”。但时机不巧，“先生回信说，他正住在医院里治疗眼疾，医生不允许会客。但他又说，不忍心让我这样走了，因之立即复信给我，要我回国后经常给他信，告诉他血泊中的那边（指中国）的情形，做他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这段回忆完全符合事实，罗曼·罗兰真的正在外出求医，我们看到这封信的信封，到达奥尔迦别墅的邮戳是七月一日，上面的地址被划横线删除，下面写着转寄的新地址：琉森市拉尔邦旅馆。信封后面有大师手书的两行备忘文字，“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从琉森回信”。
李又然在信中没有提到借钱的事，给人留下一个悬念。回到中国后，他寄出第六封信，外观和以前完全不同，中式信封，中式信纸，毛笔书写，寄自浙江慈溪，日期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这时离他回国已近四个月。信中报告了很多回国后的信息，到了信末，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先生，现在奉还二百法郎，并致谢忱”。看到这里，心中顿感宽慰。因为在同罗曼·罗兰通信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另一个人在另一种场合，一种远不是困窘的处境，向另一位法国人先后借了三千法郎，拖了好几年，两三次以不同借口推延，回国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仍未清还。笔者看过这些拖欠信，为之难堪，但不想花费时间去追查，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
罗曼·罗兰去世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又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伟大的安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这次及时得到的救助，“一个远东青年，落在穷困里，这是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了，先生一知道，立刻寄钱给他，同时托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随时就近照顾他”。
李又然最后的一封信写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当时他在苏州一间中学教书，次年便投奔延安。信内仍然署名李家齐，但信封上已换成Y.-R.Li（李又然）。此信主要报告个人情况，真正动机却是完成女作家谢冰莹的托付，“我的朋友谢冰莹，一个中国革命青年女兵作者，她把一本最新作品送给大师，书名是《女兵自传》，作品充满坦率、爽直和生气勃勃。她要我给大师写信，表示她的深切敬意，并请大师亲笔写一封鼓励信给她”。这件事至今未有人提及，本文后面汪德耀一节，还会回头谈到。
罗曼·罗兰的日记关于李又然的记载只有一段：“第四位李家齐，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去年底到法国（以前曾做过商业雇员）。他七月份从里昂给我写了一封信，语带夸张而感人，令人微笑，但很亲切。”这是最早的日记，在所有留学生中最短，但李又然留给大师的最终印象，一定不会最淡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