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济贫思想中的自由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曾极麟：《托克维尔济贫思想中的自由问题探讨》，《政治思想史》2024年第2期。

18世纪末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社会的贫富悖论，即繁荣与贫困的如影随形。人们惊讶地发现，亚当·斯密描画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创造财富，也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苦难，而最大多数的穷人恰恰聚集于当时最富饶的国度——英国。造成这一贫富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不过，当时英国地主阶级所支持的旧济贫法，也在助长福利依赖性贫困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彼时的英国为了消除圈地运动后日益滋长的社会不安因素，拥有全欧洲最慷慨全面的济贫法，然而这却成为工业发展的累赘，令大量穷人陷入福利依赖之中，阻碍了工业生产的扩张。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的《大转型》中指出，正是在这个旧济贫法面临困境的关口，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构筑经济学理论时，逐渐离开了斯密的人文主义道德意识，转而接受一种自然主义立场。古典经济学将贫困和饥饿视作生态环境自我调节的步骤，将公共救济视作降低新陈代谢效率的干涉，是反对旧济贫法的重要思想资源。最终，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在1834年主导推出《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把大量安于享受“生存权利”的穷人推向劳动力市场，由此宣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

从英国新旧济贫法的交替及其背后的思想交锋中，波兰尼勾勒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一面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意欲商品化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生产资料；另一面是自我保护的社会，试图反向抗衡商品化带来的种种后果。这种“双向运动”展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张力，用资本主义的百年历史向人们证明，解决贫困问题，无论是倾向市场还是社会，都不能一劳永逸，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于是时至今日，当人们面对贫困问题及其意义时，依旧困惑于双向运动的迷思：如果拥抱市场终将导致人的异化，而保卫社会又难逃父爱式政府下的福利依赖，那么现代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一迷思关涉的不只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追求的经济自由，更是政治自由。波兰尼在书的最后一章落脚“复杂社会里的自由”，即是对这一工业资本主义自由困境的回应，然而其所表达的乐观仍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为找寻新的破题思路，除了面向未来，我们仍可回到新济贫法颁布的那个资本主义起点上展开探讨。波兰尼或许并未注意到，就在英国思想家为“新济贫法”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胜出而欢欣鼓舞时，关心政治自由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以独特视角加入过有关英国济贫问题的讨论。他于1833年和1835年两次造访英国，与新济贫法的起草者纳索·威廉·西尼尔交情匪浅，更专门撰写两篇《济贫法报告》，对新旧济贫法皆充满忧虑。有鉴于此，本文期望通过梳理托克维尔在英国济贫问题上的思考，力图说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野，为走出双向运动的迷思探寻可能路径。当英国思想家普遍围绕本国现实利益争论不休时，出身法国贵族又游历四方的托克维尔则始终关注在身份平等的民主时代何以维护自由。因此，他一方面通过比较农业和工业社会，敏锐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困正对个人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坚持对穷人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他在不同国家的济贫实践中得到启发，指出需要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探寻社会福利实现的可能。公允地说，从第二篇《济贫法报告》的仓促结尾来看，托克维尔并没有提出真正可实践的济贫方案，但他基于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野，已经超越了市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自然与道德等臆造的二分法，揭示了贫困的道德面向和济贫的政治后果，为反思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困境开拓了新思路。

雷蒙·阿隆曾畅想，托克维尔的著作应当包括三大部，分别对应美国、法国和英国。然而，相比《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美国和法国的系统分析，托克维尔对英国济贫问题的思考遗憾地未曾成书，因此长久以来未受足够重视。随着《托克维尔全集》的编撰和《济贫法报告》的译介出版，托克维尔的济贫思想才逐渐走进现代学者的视野，且伴随着程度不一的误读。

首先，托克维尔因《济贫法报告》中对英国立法提供公共救济的激烈批判而得到关注，这使得自哈耶克以来很多学者把他奉为批判福利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先驱。学者们注意到，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对托克维尔的影响，因此推论认为，托克维尔的观点主张减少国家干预，诉诸自由市场。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其错误地理解了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他并不以经济效率为出发点，而是在乎政治自由不受国家权威的压迫。事实上，托克维尔“认同公共慈善来解决无法避免的恶，诸如无能为力的婴孩、衰残的老者、疾病者、精神错乱者”，也清楚认识到工业时期的贫困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见，托克维尔并没有因偏爱市场效率而拥抱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是谨慎地划定道德边界。关于托克维尔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本文稍后将进一步展开，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另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回到其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全面考察所遗留的文本，而不是从中挑拣符合既有观点的论据。于是，许多细碎的、前后不一的、与史实和主流观点不完全相符的想法显露出来，这让现代学者不由反思托克维尔济贫思想的时代价值，认为其没有真正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新形式的贫困。例如，罗杰·博希就直言：“托克维尔的经济思想既不连贯又充满混乱，他很难为现代工业世界提供一个明晰的经济方案。”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既有文献除了归咎于托克维尔研究方法上的偏误和缺陷，更强调其过度执着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狭隘观念，具体表现在他对私人慈善和公共慈善的二元划分。且不论对托克维尔的方法论批判是否完整理解了其独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有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批评已失之偏颇。因为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传统而孱弱的私人慈善和埋藏恶果的公共慈善是济贫的唯二法门，探寻二者之外的济贫途径正是第二篇《济贫法报告》的主旨。在本文看来，这些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偏见，可能是研究者仅就济贫而谈济贫，就英国而谈英国，没有将托克维尔的济贫思想置于其整体的理论体系中理解，也没有将他的英国经验置于其最擅长的跨国比较视野中呈现，因而忽略了托克维尔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洞见。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尽管或多或少认识到，托克维尔从英国贫困问题中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亟须应对的阴暗面。但是，无论简化这一思想为古典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还是将其思想的复杂性视为方法和逻辑局限的后果，都低估了托克维尔济贫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结合两篇《济贫法报告》、英国与爱尔兰游记、信件等更丰富的文本材料，明确托克维尔关怀政治自由的问题意识和跨国比较视野，由此展现他在贫困问题和济贫方案上的独特思考和现实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