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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西化是人心所向，针灸和其他传统糟粕一样，被视为封建残留。
1913年，时任教育部长汪大燮力主在医学教程中去除中医。不少中医的遗老遗少向国务院请命，要求发扬“国粹”。但国务院拒绝了他们：“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
力排中医的民国教育部长汪大燮 /维基百科
后来，中医组织了反扑，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游说南京国民政府，迫其仿照国术馆，于1930年成立中央国医馆，针灸位列其中。虽然针灸在民国时期一度有复潮之势，但国难当头，此等国粹没有机会发扬。
针灸本该就这样淡出视野。
但，1949年来了。短时间内构建相对完善的医疗体系，成为横亘在新政权的难题。于是中医成了救命稻草。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与其说这是出于医学信仰的改变，不如说是对政治现实的考量。
相对资本、技术密集的现代医疗产业，中医更偏向劳动力密集。借助中医体系，培训能在乡间行走的赤脚医生，所需时间较短。
由此，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卫生事业的基本方针之一，中医正式纳入国家医疗体系。中西兼修的卫生所、卫生院遍地开花。1949年时，中国的医疗机构仅有3670个，到了1955年时，数字惊人地达到了67725。医务卫生人员从建国初年的54万多翻了一番，超过105万。
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数量／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随着基层的初级护理体系壮大，中医成为与西医平起平坐、甚至更有话语权的国医。针灸也跟着鸡犬升天，在全国各地大小医院中都占据一席之地。
针灸不仅要让国人认可，也要让外国人见识一下中医的博大精深。当时，针灸被树为中医群众运动化的典型，针灸麻醉是中华人民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让更多的外国人知晓针灸成了输出革命的重要任务。
政府对外派出专家，开展中医外交，向外国要人提供针灸服务。
1961年，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肾结石病发，几经治疗，病情反而恶化。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医学家吴阶平带领针灸团队，携大量中草药，远赴印尼。
1962年5月7日，人民日报以《在中国医疗组四个月的治疗后，苏加诺总统健康状况极为良好》为题，借苏加诺之口，热情称赞针灸和汤剂对这位政要的积极意义。
苏加诺与毛泽东／China Daily
不仅向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输出中医，还要向西方列强展现中医的博大精深。当局排演医疗室话剧，邀请外国人士参观体验，让他们回到西方后传播针灸奇效。
1972年，尼克松访华。外交部安排了一场表演性质的心脏手术，麻醉工作交由针灸完成。不过事后证实，病人在术前使用了60毫克的杜冷丁。
尼克松访华几个月后，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了同名纪录片《中国》，片中记载了一场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当然，这位孕妇在上台前也接受了麻醉药物。
1971年，纽约时报的编辑詹姆斯·雷斯顿 (James Reston) 在中国做心脏手术时，接受现代医学的常规麻醉，醒来后用针灸来缓解疼痛。但以讹传讹，故事变成本人接受了针灸麻醉的心脏手术。
雷斯顿对针灸体验的报道 /NYT
但是，中国的都市传说将之与次年的尼克松访华杂糅，变成了全新的故事。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重病美国高官为救自己一命，通过走后门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在得到伟大中医的救治后，他对针灸竖起了大拇指。
在针灸的带动下，中医、气功、甚至人体特异功能粉墨登场，在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全民参与的浪潮。针灸因为能“打通经络”，成为不少气功大师的心头好。针灸和气功正式搭上关系后，便开始重修族谱，生拉硬拽马王堆的帛书，考证出据说早已失传的气功针法：“无极针法”、 “意气行针法”、“意气合一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