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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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传》一书提到，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缘之前，曾有十年的时间流落于江南几个重要的地区──松江、嘉兴、杭州，最后在常熟嫁给了钱谦益。钱谦益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文人，但也极具争议性。他在晚明坐拥文坛领袖的地位，负天下之众望三四十年，后来却投降满清。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军进入南京时，钱谦益不仅是开门迎降的其中一人，而且还站在队伍的前列，此后江南舆论便对他多所谤议，有人在西湖边写下“两朝领袖”之文以讥讽之，其家也如同许多于北方投降的南方官员般，遭遇乡人纵火的威胁。多年后，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从钱谦益的《投笔集》和其余文字里，看出他虽然投降清朝，却仍怀有异心，原本就因为钱氏降清而甚鄙其人品的乾隆帝，遂将之列入《贰臣传》之首，并下令禁毁其著作。因此，钱谦益之文在清代后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处于被禁的状态。当然，民间还是有人私下买卖其著作，就连朝鲜使臣来到中国，也常会询问何处可以购得钱氏的文集。

钱谦益，这样一个在明清之际盛名远播、毁誉参半的人物，其貌不扬却才气纵横，长于诗文却不擅书法──连柳如是的字都比他好──他与柳如是这个秦淮名妓的结褵，涉及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而这正是陈寅恪花费长达十年之岁月所欲探讨的。诚然，当中亦有些许未能解开的谜题。例如陈寅恪曾在一首诗中，提及对钱谦益可能与另一名风尘女子“惠香”交往的考察，他认为此女和柳如是同为钱谦益金屋所藏之“二娇”。但即便陈氏不避琐细地旁征博考，仍未能厘清该名女子的身分，这让他备感挫败。“惠香公案”的疑滞难解，也成为《柳如是别传》迟迟无法出版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论人》（An essay on Man）一书中提出，关于历史的讨论应该区分两种事实，亦即“物理事实”和“历史事实”。前者的英文译作hard fact，系指具象可见之事实，而后者则是经过“象征化”之后的产物。卡西勒认为，人们很大程度上是活在一个由各种象征织就的网络中而不自知，但与之同时的历史学家，大多只看到所谓的“物理事实”，而未曾看到那些已被处理过、高度象征化的“象征性态度”（symbolic attitude）。他表示，如果要研究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家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 前95-前46）为何自杀，光透过由物理事实角度获得的信息，是无法予以解答的，而必须从书信等各种历经象征化后的层面着手。我过去曾以胡适眉批本的《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为中心，初步讨论过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主要便是集中于“象征化”的层面，分析他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如何将一些看似称不上什么具体事实，但实际上却已被“象征化”过程（symbolic process）处理过的事物引为论据。一个音韵、一个字眼、一个眼神，乃至一部文集排列的顺序，这些东西都成为陈寅恪在论著中采用的历史证据。作诗时要押什么韵，光是这个选择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象征性行动”（symbolic action）。而陈寅恪便是透过其所研究之人的象征性行动，来检视个中人际的分合、网络的聚散等种种层面。换言之，该篇文章关注的，主要是那些难以察觉、不被重视，但人们只需靠着押韵的选择或赋诗唱和的活动就能形成的网络。

我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一文中，主要讨论陈寅恪分析《柳如是别传》中晚明清初文人“象征性书写”的部分。至于本文，则欲讨论陈寅恪研究中所掌握、运用的“物理事实”，他如何运用日常生活史中的证据，以及如何呈现这些证据。在发挥自身丰沛的历史想象、探究象征性的历史事实之际，陈寅恪也同样重视物理事实，甚至可以说是动员了所有能考察到的物理事实，来进行各项推论，而这正是身为史家的“基本技艺”。陈氏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想象，也往往奠基于此。地理空间、时间、制度、文化……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言，这些知识就像是理应随身携带的“钥匙”一般，而陈寅恪在进行他的历史想象之前，就已经穷尽了对于这些面向的了解。

四、陈寅恪作为史家的“基本技艺”

1、地理、空间 ：在史家的基本技艺当中，对空间因素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考察钱、柳二人的结缘经过，提及柳如是曾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乘船赶路，会见将为其介绍对象的友人汪然明（1577-1655）。汪然明是活跃于晚明文人圈的一位徽州富商，与许多才媛名士皆有来往，现存的柳如是尺牍当中，就有不少写给他的书信。陈氏遂根据这些信件，配合对相关地理空间信息的掌握，探讨了柳氏此趟行程诸多细节。他认为柳、汪二人会面的地点是在吴江的垂虹亭，那是明末清初文士喜爱集会的一处游览胜地，不仅风景秀丽，而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柳如是于会面前日冒雨乘坐小舟自盛泽镇──往来该镇只能利用小舟──出发，赶赴垂虹亭，并于当地改换大舟，等待汪然明的到来。她还计划若汪氏不至，隔日便换乘小舟返回盛泽。陈寅恪认为，这些安排恰恰反映了柳如是焦急的心理，以及她所面临的“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河川的流向、宽窄、深浅，乃至由此发展出的地理条件，这些在一般人眼中可能过于琐碎的信息，对陈寅恪来说却极为重要，而他也确实透过此类讯息的考证，推论出柳、汪二人的会面地点，和柳如是行动背后的幽微心态。

另外，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指出，钱谦益、柳如是都曾在清初参与抗清复明的运动，并一度搬到位于常熟附近、滨江近海的白茆港。陈氏遂根据上述地理条件推断，该次迁徙是为了便于接应郑成功（1624-1662）的军队。但后来郑成功攻略南京失败，钱谦益就搬回常熟城内，只剩柳如是还留在白茆。陈寅恪认为：“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者，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以上二例的推论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不可否认，陈氏对于空间地理因素的考虑确实颇为细腻。

2、时间 ：陈寅恪的著作对时间因素一向重视，认为即使是一天两天之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人撰国史，必详于时日，时间顺序的先后，便可能导致对人物、史事评价的重大差别，乃至其后续发展的差异。好比在城破前一天抑或后一天投降，两者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陈氏的研究不仅经常引用郑鹤声（1901-1989）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还不时订正其中的错误。他在《柳如是别传》中也提到：“寅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钱谦益的同宗门人钱曾（字遵王，1629-1701）在清初笺注其师遗著时，唯恐触犯时禁，注语多所保留，许多细节皆略而不提，故陈寅恪于此着力甚多，以期“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由于偶尔会发现郑鹤声推测的日期与近人算出的官历相差一至两年，陈氏遂希望能将真正的明代官历找来对照，他认为，即便只是一两年的差距，亦可能据以判断行为者的动机，或推定其他重要的时日。《柳如是别传》里就有一个例子：柳如是早年的追求者中，曾有一位是徐阶（1503-1583）的后人“徐三公子”，他在某年腊月三十至其居所拜访，宴罢被柳如是以除夕夜宿娼家不妥为由，遣人持灯送回。陈寅恪遂根据明代官历反复推敲，崇祯哪几年有腊月三十日，如此便可考知此事确切发生于何年。

3、气候 ：气候可以说是大自然留下的证据，在陈寅恪的著作中，此类证据也不时成为他推断历史细节的重要线索。如崇祯十三年底，钱谦益曾为了取悦柳如是，在家中大宴宾客，和与会者彼此赋诗唱和，然而当时正居住在钱家的黄淳耀（1605-1645）却没有出席。黄氏性格刚正，后来在弘光元年南京失陷后坚守嘉定，城破后又与其弟一同自杀殉国。陈寅恪对其未曾与宴一事进行了许多推测，认为他当时正在钱家担任钱子孺贻（孙爱）之塾师，应是待在其师钱谦益的书楼中，由于不赞同钱氏将迎娶秦淮名妓的决定，遂不愿下楼赴宴。之所以如此推断，是因为有史料证据显示，黄淳耀馆居钱宅期间，是和书住在一起，考虑到江南气候潮湿，藏书必在楼阁，且以上层为宜。

4、年龄 ：年龄因素亦是陈寅恪讨论历史人物时的考虑之一，在《柳如是别传》中，此一因素为钱、柳二人与其交游对象的关系，提供不少值得推敲的线索。柳如是虽曾与不少才子名士有所往来，最后还成为钱谦益的妾室，但最令她魂牵梦萦、难以割舍的一段感情，其实是与云间诗派领袖陈子龙（1608-1647）的交往。陈子龙是晚明最出名的青年文人之一，柳如是对他非常心仪，甚至曾与其同居过一段时间。虽然由于陈子龙的元配性格强悍，这段感情最终以分手收场，但从柳如是后续诗作多取材自陈诗，遣词用字亦往往与其相似，并以典故比附二人的关系，便能看出她对陈子龙仍一往情深。自崇祯八年（1635）离开陈子龙，到与钱谦益结识、交往进而结褵，期间柳如是曾有过三名与其年龄差距甚大的追求者：唐时升（1541-1636）、程嘉燧（1565-1644）、李元芳（1564-1637）。其中程嘉燧的追求行动是最积极的，为柳如是写了很多诗。陈寅恪认为，程氏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热情，竭力争取柳如是的垂青，就是因为他是三人里最年轻的一位，故而“偏怀野心”。值得一提的是，程嘉燧也是钱谦益的好友，据陈寅恪考证，程氏后来将这段期间与柳如是唱和的诗都删掉了，就是因为对方嫁给了自己的友人。

5、制度 ：在史家所必备的“钥匙”当中，制度可说是最基本的一把。陈寅恪非常注意制度层面的问题，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便是聚焦于制度的讨论。而在《柳如是别传》里，他注意到一个称作“彩生”的妓女，每次参与士人文燕，“往往不待席终，即先别去，似有拘束所致”，从而判断此女应为营妓。营妓白天虽可在外行动，但入夜后必须在时限前返回军营报到。陈寅恪所以能有此推测，显然对相关制度是颇为清楚的。

又好比顺治四年（1647），钱谦益被卷入黄毓祺（1579-1649）案遭到逮捕，后蒙两江总督马国柱（？-1666）在奏牍中予以回护，声称“钱黄素不相识”。陈寅恪对此遂有“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之批语。而在后续参与复明运动期间，钱氏一直寄望于一位名叫马进宝（？-1660）的将领，特意与之结交，他所做有关此人之诗文，皆援用汉代马援（前14-49）之典，称以“伏波”或“伏波将军”。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攻打南京前，钱谦益曾企图说服时为松江提督的马进宝起兵呼应，但待郑氏进兵后，却迟迟等不到地方上的响应。马进宝则称其家眷皆在北京为质，方犹豫再三、不敢动作。史语所出版的杨英（1600-1680）《从征实录》，其实就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陈寅恪亦引用了该条材料。换言之，就是因为有这些物理事实作为依据，他才敢进行这么多的想象。

科举制度对文人身份与活动的影响，也是陈寅恪不时考虑的因素。他在讨论柳如是与陈子龙的交往时，注意到后者与李雯（1607-1647）、宋征舆（1618-1667）二人交情甚笃，无论狎邪之游，抑或文酒之会，总是结伴相偕；然而在崇祯六年（1633）秋季某次于柳如是馆中的聚会里，却没有李、宋二人的身影。对此陈寅恪提出解释，认为当时正值乡试考期，而此二人尚无功名，与已具举人身分的陈子龙不同，故应是离开松江去参与科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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