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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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只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泄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香港时代的活动费用，一共只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后，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馀。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后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后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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