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曹叡的这些举措
如同一台机器的若干零件，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位少年君主希望加强魏国中央的权力，巩固魏国政权的根基。他首先想到的是改易正朔。还是太子时，他就曾建议父亲改易，“以明受命之运”，可惜曹丕不纳。即位后，他积极推动此事，《宋书·礼志》记：“曹叡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迟疑不绝。”如此僵局，一方面，说明汉代虽亡，仍在士人中有先当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印照出曹叡的君主权威有待提高。
等到青龙五年（237），曹叡这一意志才被实现。当时，著名谏臣高堂隆上疏建议改易正朔、服色，又逢黄龙祥瑞出现，曹叡顺水推舟，终才下诏，改易正朔。
改易正朔便于加强君主的合法性。王健文曾说：“天子受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能掌握天之历象，历法变革之时，即天子无法掌握历象之时，也许是理论上也正是天命转移的时候。新天子受命，更定历法，改正朔，颁行于天下，才恢复了旧有的秩序。”
为了提高皇帝权威，曹叡还在典章制度和宫室修筑上大费心思。他认为“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所以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他要总揽朝政，所以安排尚书省成为行政中枢，拥有执行皇帝政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却没有决策权。这一时期，中央寺署、地方州郡的奏疏，一律经由尚书省传达给皇帝，这保证了魏国的大政方针甚至地方事务，曹叡都可总揽调度。
曹叡有很强的掌控欲，他自信于自己的决断，加上本性猜疑，所以他事必躬亲。
《三国志·陈矫传》里，他“欲案行（尚书省）文书耳”；《孙资别传》里，他“总摄臣下”；《魏书》里，他“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难怪史学大家陈寿说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
同时，他建成洛阳宗庙，特派朝廷礼官持节到邺城奉迎先帝神位，填补了魏文帝的疏漏。《晋书·五行志》：“（魏文）帝即位，自邺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终黄初不复还邺。又郊社神袛，未有定位。”
曹叡除了逢迎宗庙，还大修宫室，尤其是在诸葛亮病逝后。
过去，史学家将曹叡大修宫室作为他骄奢淫逸、劳民伤财的体现。这个判断在《晋书》里就有了。《晋书·食货志》载 :“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而魏晋史学者王永平则直言：“曹叡改造洛阳宫殿建筑 , 主要目的在于享乐。”他条缕明晰地列出曹叡修建宫室的历史，发现：
1.曹叡即位之初便大兴土木，修筑宫室；
2.曹叡的宫殿建设非为实用 ,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化的倾向；
3.曹叡在位的最后四、五年工程量十分繁重，且这些宫殿在建造过程中重视壮丽华美；
4.曹叡扩建园囿与大量蓄养后宫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