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正确的调查才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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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里写得很清楚，“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的起点，那种没有具体指向的漫无边际的随意调查，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于党的工作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可能带来危害。有明确的具体的问题和目标，才能精准地确定调查研究的对象、范围、重点，才能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

寻乌调查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调研对象。 调查研究就像解剖麻雀，但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一遍，只能解剖一两只，从个别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律。这就要求选择的“麻雀”必须有代表性。寻乌地处江西东南部，与福建、广东接壤，为客家人聚居地。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代表了赣南、闽西、粤北一大片区域的情况。搞清楚了寻乌的情况，实际上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这片区域几十个县的大体情况，而这些县正是当时红军活动的主要地区。解剖寻乌这只“麻雀”，对于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寻乌调查真正做到了听真话、察实情。 听不到真话是调查研究的大忌。毛泽东同志曾写道：“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他在寻乌找的谈话对象，给他提供大量材料的有4个人：59岁的杂货店主郭友梅、51岁的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范大明、30岁的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赵镜清、27岁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其他提供过材料的还有曾任区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贫农，清朝老童生，做过小生意的乡苏维埃政府委员，担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年轻师范生，等等。这些人的年龄、出身、职业各不相同，毛泽东同志对他们十分尊重，亲切和蔼，平等对谈，使这些人提供了没有经过“过滤”和“筛选”的第一手信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善于营造让人民群众说真话的氛围，是一种政治胸襟，也是一种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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