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妹凭姐贵
，姥姥一跃成为生活品质考究的上海小姐。
姥姥的饭桌直到现在依旧讲究，在外面吃饭她就要去大餐厅，摊档的东西她嫌处理得不干净，有次看见我买的熟食上有一根没拔掉的鸭毛她当即拦住我的筷子，还一直说我口粗；在家做饭她从不做非常大量的饭菜，再多人吃饭也不用很大的盘子，她的餐具掐尺等寸，一顿饭吃完，桌上基本没剩菜。
如果吃饭的人少，那大家面前就会各自放几个小碟，一碟肉，一碟菜，一碟鱼块，一碗汤这样排布好，看上去很是精致。
我常常面对锅里还有不少的菜要求姥姥：“给我用大盘啊，这够谁吃？”
“不够了再盛，用大盘一堆人沾了口水的筷子搅和过，剩菜还吃不吃了？倒了可惜。”
不能浪费粮食没错，可大多家庭不都用大盘子吃饭吗？
我抱怨姥姥嫌弃我，她没否认，还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嫌弃你，是所有人的口水我都嫌弃。”
我说她挑剔，她却把小碟中两块晶莹剔透的苦瓜酿肉往我面前推推，问我：“喜欢吃我做的饭还是别人做的？”
当然是姥姥做得好吃，因为她做的苦瓜酿肉加入了独属于她的巧思：
姥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手工剁馅儿，八十多岁也一样，她说这样的肉馅口感不塌；姥姥会在馅料里放些微甜的荸荠粒，她说蒸菜也要有清脆的口感，脆甜的分层能让齿颊留香，苦中回甘；她切的苦瓜块略短，这样上锅蒸的时间短苦瓜不黄，肉也能熟，保留的翠绿让人看见就能激发出食欲来。
姥姥笑道：“看来你也不口粗嘛，人总是要挑剔些的，挑剔代表有要求。难得糊涂不是对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先分得清里外，拎得清好坏，再在挑好的范围里糊涂，你才能过满意的日子。”
姥姥说的是菜，又好像在讲她自己。
1948年，姥姥的好日子才过了两年，姨姥爷竟意外去世了，姨姥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已经怀上了孩子，以为自己无所出，性格刚强的她不愿意赖在婆家看脸色过日子，坚持重返北方。寡妇的身份让她对回家乡多有顾虑，于是转道离河南较近的陕西，经人介绍进入一家工厂工作。
仅接受过两年文化教育的姥姥又一夜返贫，回到工厂做童工补贴家用。
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妹的因穷而死和两年富户家庭的熏陶让姥姥什么都认，就是不认穷。她开始猛加班，下了班继续去闹市摆摊，在她有限的能力里，什么赚钱干什么。
我曾问过她有没有抱怨过命运的戏弄，姥姥说顾不上，那时候的她只有一个念想，不能穷，只要想起穷日子，那张包裹着妹妹的烂草席就会出现在脑海里。
姥姥不认命，她有一句常挂在嘴边凝结了她独特价值观的“名言”：遍地都是钱，弯弯腰就能捡，当过小姐怎么了？不想受穷该弯腰时就得弯腰。
姥姥的人生跌宕起伏，并且不止一次，大起大落的生活让她成了个“皮实”的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她穷过也富过，就是没有糊涂过，她做任何事都目标明确。
姥姥的人生和新旧交
替的大时代一样，不断地坎坷曲折又不断地柳暗花明，但她觉着无论外界怎么样，只要做人的核心不变，再多变化都不过是生命的点缀。
新中国成立，姥姥的工人身份成了难能可贵的香饽饽，同时远在家乡的家人也因为家里一穷二白因祸得福，被归为了无产阶级，家里平淡如常的日子没受任何影响，太姥爷还因为自小读书又懂算账，还熟悉进货售货的门道，被安排到供销社当经理。
一夕之间，姥姥的命运再次翻转，但她很淡定，她说：“总是颠来倒去的经历反倒让人情绪稳定，苦的时候能自得其乐，乐的时候也不会失了本心。”
际遇更迭，新时代的好处显而易见，那些年工厂、街道到处都办免费的扫盲班，姥姥下了班就去上文化课，虽然她上学晚、基础差，但再困难她也没放弃过学习，她清醒地知道，想过好日子首先不能是个文盲。
姥姥说：“有了知识就有了心眼儿，知道自己的命运该如何选择了。”
这一次，她说的是婚姻。
给姥姥介绍对象的人很多，但她只见了姥爷一面心就定了，原因只有一个：姥爷条件好。
姥爷和一众相亲对象比不能算样样突出，但各方面没有短板，姥姥分析过：姥爷性情温和，不是个控制不住情绪的二愣子；姥爷学历高，工作好，虽然当时只是机关的小科员，可他年轻，又正经念过专科，前途可期；姥爷的家庭条件也不差，父母属于城市小商人，没多富也不穷，成分说得过去又不会饿肚子，是个生存无忧又低调的家庭。
于是18岁的姥姥用一盘苦瓜酿肉拿下了姥爷，她说：“那时候北方人很少能吃到南方菜，我做了四道南方菜，你姥爷虽然木讷，但他喜欢苦瓜酿肉我就知道他不是大老粗，他当时说，这道菜像人生，吃着苦，品着香。”
我打趣姥姥：“你挺成熟啊，小小年纪城府真深。”
她却摆摆手，纠正：“不是城府深浅，是际遇使然，如果我是个半生顺遂的大小姐应该不会有主动争取的野心；如果我不学无术脑袋空空，就算我看上你姥爷，他那种书生也看不上我，我没学识但还是想找个有学识的。”
我赫然意识到姥姥的智慧和她无限反转的人生是交相辉映的，就像她从不轻易对一件事下判断，因为好与坏、优与劣通常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