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骑行致死案”的地方治理策略和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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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遭遇一个突如其来的舆情事件的时候，最基本的诉求是“求稳”，这不仅仅包括维持稳定，还希望既要自己满意，又要冲突双方和网民满意，但是这常常是个“不可能三角”，很难皆大欢喜。地方会用传统的方法，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求得速战速决，但是今天在重大事件上面，网民不再接受这样的和稀泥的做法。因为葫芦僧判糊涂案，导致违法者成本小，守法者代价大！

网民对于事件的看法，其依据往往和法律法规相去甚远，主要依据道德直觉。实际上，这也是网络舆情爆发的基本根源，那就是一旦网民的道德直觉受到某个事件的冒犯，就会爆发群体的愤怒力量。比如，一个家长带着未成年孩子高速骑行，自己应该担负绝大部分责任，却要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这就和网民的道德直觉出现了冲突。

网民的基本诉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为了求稳而和稀泥。谁是谁非，需要给个明白的说法。对打人者，错误一方需要付出沉重代价，而不能高举轻放，轻松过关。

（二）司法审判遭遇了舆情审判的挑战

这个现象其实是个老问题，但是在这几个事件中表现更为明显。地方部门往往依靠证据说法，然后进行审判量刑和处理，但是网民群体却是根据道德直觉来审判，道德审判往往具有“矫枉过正”的极端倾向，因此网民认为需要从快从重处理，才能平息民愤，获得公道。这凸显了今天建设法治社会，面对道德感过于强烈的网民，反倒形成了冲突。

实际上，此次司法审判遭遇舆情审判，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网民担心出现司法公正的问题。网民担心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求稳思维，可能导致案件的不公正审理，甚至以牺牲个体的做法来换得事件平息和地方安稳，令人产生不安。这才是舆情背后一个深层的社会心理。

（三）复杂社会治理遭遇简单道德诉求的冲击

地方政府面对一个重大舆情的时候，考虑问题的维度是异常复杂的，这不光是上面所提的“求稳”思维，还常常表现在对于政绩的顾虑和问责的担心等。

就是说，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诉求，且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而网民的道德诉求则极为简单，那就是黑白分明，是非清楚，中间没有过渡地带和灰色地带，完全不会考虑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这就导致了双方出发点大相径庭，常常无法对话。

二、“未成年人骑行致死案”中的地方政府应对策略和风险分析

一个地方一旦爆发突如其来的重大舆情，地方领导和相关负责人会一下子陷入显著的焦虑状态，也就是舆情焦虑。他们首先考虑的要害问题，就是要稳定，不要引发网络舆情，并且尽可能地降低舆情风险。

就以这起未成年人骑行致死案来说，地方相关部门或许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不要出现更大舆情。

比如，他们会考虑到，失去孩子的父亲已经遭受了最大的损失，也可以说为自己的疏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已经陷入情绪化、非理性状况，这就是风险，需要安抚。而且，陷入类似困境的“苦主”会将自己当做受害者——“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下，一个人很容易找到环境因素，并找政府为自己做主，实在找不到债主，也会找政府当做最后的冤大头——他为此需要获得情绪补偿和经济补偿。如果地方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公正处理，那么他反倒会认为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会爆发出最大的愤怒，不光不会接受处理结果，甚至可能会进行上访，以无休止的上访、爆料、举报来求得所谓的公平。根据一些地方的说法，一些人光是每天在抖音上打卡鸣冤，就会给地方带来极大麻烦。再加上他会带动一大批亲友进行集体的行动，这就会导致巨大的群体风险。

而如果将碾压导致孩子死亡的司机控制起来、“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实施逮捕，就可能会大大降低这样的风险，因为无论如何，他驾驶车辆碾死了孩子，内心也是愧疚的，给与一定程度的处理他也是会接受的。而且，他作为个体，势单力薄，应该不会闹大。这样，“苦主”找到了“债主”，舆情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从上面的 SWOT（优势、劣势、机遇、挑战） 分析 , 我们会发现，地方相关部门在处理一个舆情事件的时候，的确是煞费苦心的，以稳定和降低风险作为最重要诉求。至于各方满意程度，或许并非优先考虑内容。但是这种“以我为主”的权力思维，常常带来风险，反倒导致舆情爆发。

比如在这个事件中，地方未料到在驾驶员被控制之后，他的妻子勇敢地站出来，在网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之情，影响了不少网民。

重要的是，网民也纷纷站了出来，认为逮捕驾驶员有失公平。在他们看来，父亲作为监护人，需要为孩子的死亡负更多责任。更何况，此前已经有人在他的账号下面提醒了他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被他怼了回去，丝毫不在意风险问题，并终于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网民从道德直觉出发，认为驾驶员只是过失问题，但是不能成为主要责任人。地方不能为了稳定和降低舆情风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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