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搜索引擎业的巨头分别是谷歌和百度，其市场份额均超过50%，这在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这个“一切以技术为发言权”的特殊的IT行业里，技术的垄断就是保持其领先地位的有力法宝。百度，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的优势。据2008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在国内市场，百度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占据的市场份额达到72%，谷歌位居第二，仅占21％，位居第三的是腾讯公司的QQ搜索，占据4%的市场份额，雅虎中国和搜狗则分别占据2%和1%的市场份额。当年无线通信业被设计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双头竞争，有效地遏制了中国移动一家独大所导致的过度垄断。
同样，搜索行业需要更势均力敌的行业竞争，缺少竞争就缺少制衡，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服务本身。
第二，“屏蔽门事件”折射的，实质上是网络媒体的信任危机。
媒介公信力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任的职业品质和能力”，而“屏蔽门事件”所伤害的正是广泛意义上的网络媒介的公信力。在中国，网络媒体被受众预设为依靠海量性、自由性、客观性而获得公正名声的媒体平台；而搜索引擎作为一种纯技术色彩的网络服务工具，其科学和规范性更是被寄予厚望。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受众对搜索的依赖，已经远远高于对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依赖，这其中，除了用户的深度需求之外，搜索引擎的基于科学和规范的客观性声望，也起了最大的作用，所谓“数据不会骗人”，其召唤力可想而知。于是，搜索作为媒体似乎是要、并且确实能够担当起一种社会的公器的角色了。
但是，曾几何时，数据也开始了欺瞒的历史，公器成为赤裸裸的私器，并且是违反伦理的私器。其动因是对金钱的追求，其背后的操纵之手则是强有力的操纵技术的人。
长此以往，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危机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搜索引擎作为一种媒体、或准媒体的定义，重新分配它在社会建构中的权力。而对公共服务的满足，显然也不能完全寄托于那种仅仅关注其市场目的、关注于商业利益的私营企业。因此，如果前述的基于《反垄断法》强化竞争制衡的方案不能实施，
那么，长久之计，应该推动建设以国家基础建设为属性、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的国家公共信息搜索服务平台。
第三，尽管如此，搜索引擎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起码的企业伦理仍然是必须的，社会责任心——这是企业管理的基本信条。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1974）认为企业必须对社会具备一定的责任, 这个责任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另一个则是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里基·格里芬（1989）认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 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斯蒂芬·罗宾斯（1991）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他还区分了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两个概念。一个企业只要履行了经济和法律责任, 就算履行了社会义务。而社会责任则是在社会义务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道德责任, 它要求企业分清是非并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哈罗德·孔茨（199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曾经深刻阐述了个别社会形态中精神与经济的关系，得出伦理精神是经济发展根本推动力的结论。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在于“投入该行业的资金流”等物质方面，而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更好的阐述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
比尔·盖茨的传奇一生可以用“科技创新”、“商业扩张”和“慈善回报”来概括。它们书写了盖茨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张具有典型意义的面孔。这三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令世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对青年盖茨惊叹折服，对中年盖茨畏惧憎恨，对老年盖茨景仰爱戴。对不太熟悉西方精神传统并固守于一元思维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盖茨从“天才少年”转变为“垄断魔王”，最后摇身变成“慈善长者”，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一再断裂的过程。但事实上，三张脸谱构成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面目——
如果没有一片鼓励独创精神的社会土壤，少年盖茨的天才不会有破茧而出的机会；如果缺乏一整套完备的商业制度，中年盖茨就不可能将他的“窗户”覆盖到地球上每一个电子屏幕；如果丢失了一脉宗教人文的深厚传统，老了的盖茨也很难成就现在这样一个慈眉善目的“世界第一大施主”。
资
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这种完备的商业伦理基础之上，盖茨身上体现的宗教人文的深厚传统，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而在中国，作为发展不到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适应转型条件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商业伦理。
因此，我们要更加警惕和防范在中国只出现企业的“霸权”，而看不到公益精神和商业伦理的不幸局面。
百度屏蔽门事件一旦被证实，那么它就是最活生生的反面例证。
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是：
依托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IT行业加强商业伦理塑造和道德牵制。
第四，从公民、网络用户的视角看，媒介素养亟待加强。
在网络上进行信息选择的时候，不要只从一种信息渠道获得信息，更不要对单一媒体信息有过度的依赖，哪怕它是貌似科学、客观、公正的搜索引擎。
我们知道，媒体拥有“议程设置”的功能，搜索引擎也是如此。
在社会层面，议程设置左右人们的视线及社会舆论；在商业应用领域，议程设置往往与商业利益及经济环境直接相关。因此，公民也好，网民也好，企业也好，国家都要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媒介素养的训练，教育大众要懂得利用媒介，更不要放松对媒介不良行为的防范。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似乎全知全能，只要输入关键词，答案立即揭晓，不但能提供完整的答案细节，而且提供“舆论领袖”的思想和“专家意见”，由此左右人们的理性认识。
而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正是网络时代最好的表征，它可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人类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但，搜索引擎之类的信息工具毕竟是有技术壁垒的商业利器，它可以成为公共性的载体，但是也可能落入私欲的掌控。
大众媒体的公器一旦发展为私器，必将更大更深的妨害人类的信息自由、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最终也将摧毁互联网初期建立的那种健康向上的媒体公益精神及普世价值。
搜索引擎，目前还仅仅是正在发育中的信息服务产品，它也在不断的成长和进化之中。
“屏蔽门事件”值得我们去反思，也值得我们去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
今天有三鹿奶粉，明天就会有大米、饮用水、住房、股市、教育等重大民生事件的纷至沓来。
如果我们今天不警觉，对“企业动物”的恶的天性不加以约束，不在伦理与制度上加以规范，那么，未来的媒体秩序、网络社会秩序、乃至现实的社会秩序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总之，我们的理想的人类社会的传播，应该基于有伦理信条和法律规范的大众传播，应该是对不同的媒介同等依赖，基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实现安全的、有公信力的、自由的信息沟通。
我们今天谈论“百度屏蔽门”事件，就是在谈论可能的对这一理想的原初背叛，我们今天反对搜索引擎的霸权及伦理缺失，也是对健康的社会信息秩序的强有力的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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