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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殿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我和《中国广告》的结缘始于1994年，这一年是中国广告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的一年，全国高校设置广告学专业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我所在的吉林大学文学院也决定在这一年开设广告学专业。在当时全国普遍缺少广告学专业师资的情况下，刚刚本科毕业的我，就被命运的车轮拽着成为高校广告学专业青年教师中的一员。今天的青年教师被称为“青椒”，住房难、择偶难、职称难、发文难，诸如此类，道不尽的辛酸和苦楚，而那个时候的我，只感到一个“难”，就是教学难。这不难理解，在今天至少要博士毕业才有可能在985高校从教，而对于我而言，本科毕业就要给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弟学妹们上课，实属“压力山大”。特别是刚刚起步还没有多少积累的广告学专业教学就更是难上加难，我记得除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唐忠朴主编、被中国资深广告人称为“灰皮书”的那套《现代广告学名著丛书》外，就再难找到更多可以参考的备课资料了。
专业负责人姚莉老师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经学院同意，将尚未本科毕业的我提前半年送到厦门大学广告学专业进修学习。在厦大临海的资料室里，我有幸接触了海内外大量的广告报刊资料，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广告》杂志，读到众多经典的案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文章以及介绍美日等发达国家广告业的资料。对于一个来自广告业还很落后的北方城市、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对广告学懵懂无知的本科生而言，这些资料如同稀世珍宝。除了复印之外，我做了很多的笔记，这些当年的笔记我至今还保留着，它成为我之后敢于站在讲台上的勇气和底气的重要来源。《中国广告》杂志对我的帮助让我萌生了找齐其所有期数的念头，新出版的可以购买，但之前的搜罗起来就困难多了。有一次到北京参加广告学专业培训，和同行的老师一起去龙之媒广告人书店，看到了很多我一直在找的《中国广告》杂志，二话不说，全部拿下。尽管做了多方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杂志还是无法获得。我想起了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的高中同学，特地委托他前往《中国广告》杂志社去淘，终于将所有的《中国广告》杂志全部集齐。
如今，《中国广告》杂志的电子版已经很容易获得，纸版的杂志对我而言更多的是纪念价值，但每每翻阅纸张已经发黄的过刊时，入职初期的进修学习、熬夜备课、论文写作、同侪交流的画面就会蒙太奇般闪过，并凝聚成一种拼搏进取的精神和教学科研的偏好，指引今天的我沿着既定的路径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有了《中国广告》这些资讯的加持和岁月的沉淀、经验的积累，早年对教学的惶恐已经慢慢消散。但科研的压力随之而来，一个本科毕业生直接被“扔到”985高校一线的教师队伍中，对科研认知和学术实践的浮皮潦草可想而知。好在同事给到的压力被当时繁重的教学任务遮蔽而无暇顾及，1996年出版的《心路历程——吉林大学文学院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论文集》中的一篇小文得到学院资深前辈的肯定，才不至因为自卑而出圈。直到2000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才算真正找到一点做科研的感觉，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在权威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论文，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在广告批判研究上的基础。回顾那几年的学术经历，有一个细节历历在目，同在中国人大新闻学院读博的一位大学同学，有一次看到我正在读《中国广告》，上面勾勾画画，还写了大量的眉批，很是震惊和疑惑。我明白这表情背后的涵义：有必要如此这般阅读这本杂志吗？我不知道《中国广告》对我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但我知道，撰写论文时看到的几百篇学术论文，能让我精读的文章，都对我的研究路径、框架结构和学术运思产生过重要影响。广告文化批判不是对广告实践的单纯否定，而是对广告操作背后的思维逻辑、社会环境和情感结构的一种文化审视。广告文化批判也非无视广告实务的一味超越和蹈空，而是基于作为大众传播现象的广告“泛文本”的深刻洞察做出的学理思考。《中国广告》每一期提供的大量广告作品及其业务分析就构成了这样的“泛文本”，对于一个无法在业界体验的高校老师而言，《中国广告》所刊登的生动个案和前沿素材无疑为我的学术研究贡献了硬核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