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豆的讲述里，“共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有段时间，她跟几个玩乐队的朋友当室友，感觉他们那种一起弹琴聊天共同创作的模式特别吸引人，后来她想，她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以玩乐队思维拍了《东四十条》，再大白话一点，就是“一起玩”。
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辞去工作，从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开始她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附近，这片俗称“小西天”的区域，是北京的文艺圣地。资料馆是一家电影科研机构，会定期对外放映经典老片和艺术电影。那时大豆在北京谁都不认识，只是某天看到资料馆门口在排队，于是也进去排，发现这里在办库布里克大师展。在资料馆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开眼戒》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在资料馆看电影，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包括后来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独立电影导演徐磊。
徐磊制作电影的方法让大豆第一次意识到，拍电影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时总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钱去拍个电影”。
恰好这对大豆来说不算难。
她喜欢热闹的生活，再准确一点说，她喜欢感受人与人的连接，喜欢观察生活。大豆的朋友、独立电影导演张帅说，大豆特像过去法国那些举办沙龙的社会活动家，就是把一些做事的人攒在一块喝酒聊天，大家相互认识之后，再去做点什么事。有几年，张帅感觉大豆的那个大房子里好像每天都有活动。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楼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们把空出来的房间拿来做民宿，以此覆盖房租成本。某年中秋节，大豆叫了8个朋友来家里，计划每个人吃6个大闸蟹，准备了48只，结果朋友带朋友，那天晚上来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个人，她后来的搭档阿毛就在其中。
阿毛跟大豆不一样，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点，喜欢在家里打游戏，当他需要解释一下生活，他总是拿游戏当比喻。2007年，他从广西来到北京上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过北京。从动画专业毕业后，阿毛并没有选择去动画公司工作，据说这个行业里，加班现象特别严重。后来他短暂地在一家APP研发公司工作过，但因为总是迟到被开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险系数极高而回报率极低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两个人聊起拍电影这件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什么组成搭档的意识，只是因为对方恰好跟自己一样没有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聊到秋天的第一片落叶落下来，还没开始行动，他们觉得可能又跟过去很多的计划和想法一样，这个电影只能以一个故事或者一篇文章的形式，从他们的生活里掀过去了。转机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东四十条》后来的监制贾世俊，在北京经历的一次苹果手表遗失事件。那天大豆陪小贾找手表，从手机上看手表的定位，这个物件飘忽不定，上一秒在公共厕所，下一秒在民宅里，离他们很近，但就是难以找到。一晚上寻找未果，他们去喝酒。大豆说起自己最近想拍一个电影，故事就跟今晚的经历有点像，找一个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东西。
小贾说，你们应该马上拍。
大豆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小贾指了指身边另一个一起来喝酒的朋友，“他有自己的摄影机，你们马上就可以开始”。这位被指了的朋友小迪，就是《东四十条》后来的摄影师。
事情变得简单了。“有剧本，有导演，有摄影师，灯光可以没有，但要有录音师，还有一个人管饭——凑齐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拍了。”
再找几个演员。她向周围的朋友发出邀请，谁愿意不要片酬，就喊过来一起玩，前期拍摄阶段的实际成本，基本上就是吃饭的钱。
书法艺术家钱赓和独立导演张帅来了。在胡同遛弯的时候大豆踩到一坨狗屎，张帅说，他觉得这电影能成。
拍摄“团伙”初步成型，一起在法国小超市的院子里刮了个彩票，“刮出多少钱来，我们预算就是多少钱”。他们中了100块，又拿这100块去买彩票，最后一分钱也没挣到。
但电影还是开拍了。东四最后由贝斯手杨凯航出演，张帅后来在里面客串了一个钓鱼佬。据说饰演十条的钱赓气场很强，大豆说有些朋友会有点“怕”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喜欢马大帅的东北青年，他对自己从事的艺术有严肃的狂热，但是生活里，他又挺容易动感情。
我问钱赓，我们什么时候聊聊拍电影的事。他说，整！趁热打铁，就明天呗。
也许当时他就是这样答应了大豆和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