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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户籍问题上，以蒋天荣为代表的学者表示，户籍改革在于“平权”，最根本在于达到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平等化。而以徐勇、张英洪为代表的学者表示，要给农民更多的市民权利，尤其是要把农民当公民看待。他们认为，只要农民有公民权利，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平等化的公共服务，可降低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权力伤害，有更多的监督力量。但是，事实上，学者们的这些建议部分被采纳，例如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是佐证。这份文件指出：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但是到2020年落实的怎么样，其实还是未知数。众所周知，“中央政策往往都是好的，但是走着走着就容易走偏”。
如何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就需要对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化3。至于怎么改革？怎么优化？尚且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依然在尝试和摸索之中。
然而，就在如何改革和优化还未解决的同时，中国的农民工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出现返乡潮，而又因为近些年的经济猛然下行，导致外出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另谋生路，比如创业4；有的农民工则回到家乡以后重操旧业，例如种地。
问题是，农民工为何要返乡？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所致？在笔者看来未必如此。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城镇常住人口达7.7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4]然而，近3亿多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操旧业，继续种地？有研究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共47人5，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有意继续外出务工的19人，占40.5%；希望在附近找工作的5人，占10.6%；希望在家务农的13人，占27.7%；希望自主创业的10人，占21.3%”[5]这也就是说，返乡农民工种有59.5%人不愿意再出去务工。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遭到了阻力。
同时，《半月谈》曾刊发了一篇名为《返乡找地:农村上演一轮抢地大战》的文章，该文指出：“自2015年底以来，受整体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有返乡势头，其中不少农民选择重操旧业——种地。但很多农民回乡后发现，自家田地或偏少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或前些年就已被租出去，面临无地可种的尴尬。一轮‘抢地’大战由此上演。”[6]而且，可能因为“抢地”而造成冲突等现象的发生。
“返乡抢地”与新型城镇化的困境，构成了本文的叙事主题，也是我们所希望探究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型城镇化以部分人的“返乡抢地”而显得困境重重？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又该如何调整？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新型城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7]新型城镇化的“新”又主要在于:“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 空间扩张, 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 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 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而不仅仅是城镇建设”。[8]而今，新型城镇化的的成绩和问题又是怎么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