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谈他的文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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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不同时期谈起阅读史时有不同的侧重，但始终会提到，最早对您产生影响的是苏俄文学。

孙甘露： 我的早期阅读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苏俄文学，主要是五十年代翻译的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铁流》这些都读过，当然还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还记得我那本《穷人》的样子，因为被翻阅太多，纸已经像棉布一样。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学，比如《红与黑》、雪莱和海涅的诗集。那时候，许多书是朋友之间借阅的。传阅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现在的读书会一样，爱读书的人多少会有这样的圈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穷人》

青少年时期的阅读拓展了我对世界的感知。我一直生活在上海，从未离开过，世界对我而言就是上海。苏俄文学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我所知道的要辽阔。无论是书里写的原野、气候、生活，还是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这些文字成了我丈量世界的另一种尺度。有些书，像《金蔷薇》，介乎创作与创作论之间，让我逐渐模糊了二者的界限。虽然我知道创作与理论是不同的，但我更愿意把它们视为同一种东西。或许正因如此，我当年才有兴趣读了很多“别车杜”，尤其是别林斯基的雄辩，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同一时间，我也读过不少马列著作，我甚至在提篮桥书店买到过一本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把它当成朗读练习的材料。这些书对那时的我来说虽然很难理解，却帮助我建立了一种世界的模型，或者说拓宽了我的生活疆域。所以后来写《千里江山图》，再读列宁的《远方来信》，那种句式和论述问题的方式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六七十年代的阅读记忆中。

您以前还提到，您读过《学习与批判》和《朝霞》。

孙甘露： 这些杂志我当年看得很全，基本每期都买。但我有个不好的习惯，不收藏东西，所以后来它们都没能留存下来。《摘译》也是我的重要阅读来源，这本杂志刊登中短篇小说居多，也有剧本和理论性的文章。此外当时还读了不少白皮书。

我家里原本也有一些书，主要是四大名著、古典诗词、笔记小说、《古文观止》这类。这些书是我外祖父传下来的，他在解放前是一个中学校长，教语文。

拉美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孙甘露： 拉美文学的阅读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随着译介作品的普及，我开始读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富恩特斯这些作家的作品。应该说，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的大量阅读也大致始于这一时期。当时正值旧译经典再版热潮，巴尔扎克作品重出时，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大排长龙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不过我自己没有挤在这购书的人流里。

那些年还读过康诺利和伯吉斯的《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 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这类作品提要集。这本书翻译得很好，有点像索引，为我勾勒出现当代世界文学的最初框架。同一时期接触的许多西方文学分析也非常精到，但我往往不把它们当理论，而是当小说来读。

《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 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

除了小说，是不是也读了很多诗歌？

孙甘露： 实际上诗歌可能比小说读得更多一点。早年读过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英国浪漫派的雪莱、海涅。此外，还有一个为我带来革命性体验的诗人：拜伦。我对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印象尤深。后来接触到了更多现代诗人，法国的瓦雷里、兰波，还有一些通常被冠以“深度意象主义”名号的美国诗人，像詹姆斯·赖特、罗伯特·布莱。

波德莱尔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接触到的，和拜伦一样，他也让我获得了一种震惊性体验。我从他的诗中读到了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这与十九世纪巴黎的城市化进程隐秘共振。后来大概在九十年代，上海大学举办关于都市文化的系列活动，我参加的一场主题是巴黎的城市建设项目，邀请法国城市规划师介绍巴黎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城市规划。那次会后我立刻想起波德莱尔，以及他笔下的巴黎林荫道、拱廊街和路灯。有时候很奇怪，一些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或描述，会让你回过头来进入文学，重新印证过去的阅读体验。

似乎绘画对您影响很大，您还学过素描？

孙甘露： 是的，不过我只是一个很业余的绘画爱好者。虽然后来认识了很多重要的画家，我们对绘画的理解和感受也比较接近，但我始终没有能力真正去做这件事，渐渐也就放弃了。

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事件：1978年在上海展览馆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那是西方名画首次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展出，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专业观众前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著名画家。当时人们受到的视觉冲击可谓颠覆性，尽管此后大家有更多机会前往世界各地欣赏艺术，但这场展览最早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图像视野，意义非比寻常。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

其实那个年代我还读过不少音乐史方面的书，大致了解了西方音乐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风格演变。我用老式唱机播放塑料薄膜唱片，听瓦格纳、勋伯格、普罗科菲耶夫。那时过的完全就是文艺爱好者的生活。

处女作

您早年的文学阅读大多归属于现实主义传统，不论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您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时却没有走这条路。为什么会不一致？

孙甘露：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我开始写作前，阅读了大量当代中国文学。比如六七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飞雪迎春》《虹南作战史》《红雨》，还有像《朝霞》上登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它们都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或者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而八十年代初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从维熙的《泥泞》、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绿化树》，也基本都在现实主义脉络里。当时复出文坛的老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的写作就更是如此了。魏巍的《东方》写得极有气势，非常打动我。

说到老作家，孙犁是我格外钟爱的。有的作家值得你去了解，有的则是你心仪的作家，对我而言，孙犁属于后者。他写过许多小册子，文风雅致隽永，他的文学写作课本《文艺学习》让我很受教。孙犁的小说也不同于那个时代典型的现实主义，带有小品文的气质和浪漫色彩。我觉得他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创作与研究的界限，或许比起小说家或文学理论家，用法国人所谓的“作者”来称呼他更贴切。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从理论角度探讨，但这种风格的形成，在我看来更多源自孙犁的天性，而非有意为之。不过这也难说，也许他内心早已洞悉这一点。

孙犁著《文艺学习》

其实我们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小说，比如北岛的《波动》、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除了写实主义，都有非常强的浪漫主义的气息。实际上那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年代，许多作品的精神气质，与我当时读到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对德国浪漫派的描述是非常接近的。

面对当时的文坛，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是希望从写实的叙述中跳脱出来，寻找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八十年代开始有大量拉美文学、英美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被引入国内。

最初发表比较困难？据说您曾烧掉早年创作的二十几个短篇，这些作品是什么样貌？

孙甘露： 一开始发表不了。那时候有点灰心丧气。现在回头看，当时完全是一个写实主义传统主导的文坛，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我还是很幸运，遇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杨晓敏，我最初的手稿便是通过薛海翔转交到她手中。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写作，但现在发不出来。

那些短篇每篇不过四五千字，肯定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故事框架。我觉得它们可能更像是寓言，其实，八十年代的很多写作都像是寓言，尽管它们并没有被人当作寓言来研究过。说到底，当初就想在主流的小说范式外探索些新路径，用语言打开一个世界。

您第一次发表是一篇叫“情感化石”的短篇，在1984年第二期的《三月》上？

孙甘露： 那是很短的一篇，千把字。

现在看，它已经有点元小说的意思了。能谈谈《访问梦境》的发表经过吗？

孙甘露： 1986年，我二十六岁——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参加上海作协青创会讲习班。结业时要求要交一个作业，我就交了《访问梦境》。金宇澄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他在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作，写了一篇《风中鸟》。

讲习班每周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家、批评家来做讲座，有一次李陀来了。他后来告诉我，在他走的前一天，杨晓敏到旅馆把《访问梦境》的手稿给他看，说这篇小说很奇怪。第二天，杨晓敏送李陀去火车站时，李陀对小说大加激赏。但他说他只看了一半，要带回去仔细读。当时丁玲正在北京复刊《中国作家》杂志，李陀计划将《访问梦境》作为头条刊发。因此对于我，李陀是有知遇之恩的。上海这边，周介人老师在如何判断这篇小说上还有些犹豫。但他还是转告李陀，我们上海的作者，还是由我们上海来发。此时《中国作家》的排版已经下厂，李陀专门去厂里撤下稿件，这才把小说交回《上海文学》。1986年9月号的《上海文学》推出了“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首届学员小说专辑”，收录了我的《访问梦境》、金宇澄的《风中鸟》、殷慧芬的《另一个世界》。事后，李陀对我说，他当时还挺遗憾的。

《上海文学》1986年9月号“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首届学员小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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