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此基础上，第二节又在时空维度上叙述了现实之我与文本之“我”的残缺破碎。文本之“我”仍未出场，“我”与“自己”的错位仍未弥合，兹不再论。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现实之我的叙述。一方面，空间维度的我“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2.1），这与首句“从子宫割裂”相呼应；另一方面，时间维度的我“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2.2），这是对现代性时间意识——“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时间，由自我创造出来的私人时间”——的形容。如波德莱尔所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而置身其中的现代人“抛弃了关于时间的一切神话，在时间之流中飘荡，再也把握不住自己”，甚至连普鲁斯特式的回忆都无法重构人自身的存在。联系上文“锁在荒野里”（1.3），这种支离破碎的感受酷肖艾略特的诗作《荒原》（穆旦受其影响颇深）。总之，现实之我与文本之“我”的残缺感在此处臻于顶峰。
残缺到极致就要寻找出路。于是在第三节中，现实之我寻寻觅觅，竟遇见了残缺的另一半，顿感“初恋的狂喜”（3.2）。然而，当现实之我试图“冲出樊篱”（3.2）拥抱那部分时，却瞬间从希望堕入绝望，因为我所抱住的，只是“永远是自己”的那个自己，甚至是自己“幻化的形象”（4.1）。前者至少弥合了我与自己的错位，后者则根本否定了自我确定的微薄希望，结果是“更深的绝望”（4.1）。相应地，文本之“我”的绝望感同样于此处溢出。如梁秉钧所指出，第三节最末行至第四节第一行是全诗唯一的跨行句，孤立地读是自我封闭的“抱住了自己”，连起来读则是向外延伸的“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读者以为“我”将在诗行的停顿处现身，这一幻梦却被句意的连续性无情戳破。此处，穆旦“巧妙地利用了跨段跨行的欲断欲连，写出自闭和外求的两难之境”。
在经历文本与现实的双重绝望后，“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4.2）一句意味深长地再度出现。一方面，该句在含义上并非纯粹的同语反复，而是有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此时的我是历经重重挣扎才更深、更绝望地回到“自己”的，“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残缺、孤独和无从把捉，同时也接受这冷酷的现实。”另一方面，该句一前一后将整首诗“锁”了起来，似乎暗示了文本之“我”的终极归宿：既无处现身，又无路可逃，只能遁入两个“自己”之间的虚无之中。但事实当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关键点在于，在结句“[自己]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中，“自己”不再充当被动性的宾语，而是主动性的主语。这一微妙变化是决定性的，它赋予文本之“我”以是其自身的自我：“我”尽管仍是缺席的失语者，却有了摆脱沉默的可能性，因为“我”“能够”仇恨了。相应地，对现实之我而言，“仇恨”意味并未放弃希望，因为真正绝望者对于现状是无动于衷的。只要仍有反抗的自主意识，这个“梦境”就可能是虚妄的。而这，就是穆旦吊诡的立场：意识到绝望，但不彻底绝望。
综上所述，现实之我的叙述与文本之“我”的元叙述，构成了整首《我》互相交织的双重线索。就其叙述而言，该诗是现实之我寻觅自我未果的挣扎，最后却瞥见希望的影子；就其元叙述而言，该诗通篇都将文本之“我”悬置于被动的缺席状态，如幽灵般无所依托，最后却同样现出主动的可能性。在两者的隐秘震荡中，穆旦的深邃思绪于其中缓缓展开。
二、 现代与永恒之间：小我与大我的张力
上述论证已将《我》在叙述话语上的双重结构大致勾勒出来。但这还不是此诗全部的奥秘。当我们从元叙述的云端落下，将目光放在叙述的现实之我身上时，就会发现它同样悖论式地夹在双重结构之间——这回是现代与永恒的张力。
在穆旦的阐释传统（尤其以《我》为中心）中，穆旦一般被视为一个“如假包换”的现代诗人。确实，他深受以T.S.艾略特和W.H.奥登为首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试图摆脱传统所施加的历史重负，这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如其挚友王佐良所说，“他的成功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但问题是，是否就能据此以“现代主义”这一标签概括穆旦的诗学特质？显然不能：
影响穆旦的还包括惠特曼、拜伦、雪莱、布莱克等浪漫派诗人，更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等深远的文化源泉，思想等深远的文化源泉，然而这些同样重要的影响源却被所谓“现代主义”论述有意无意抹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