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钱就那么花出去了，五千一万地交，每次去北京都要两三万，一年要去两次。单位里的人知道他的情况，都来探望。工会说我们给你组织一次捐款吧，领导说，要搞就搞大一点。他拒绝了，说，我没到那个地步。
他拒绝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一个“闷强”的人，受不起这个捐助。虽然他确实很惨，但他也不愿意扮演一个很惨的人；第二点更重要，他知道自己能获得捐款，并不是因为他最不幸，而是他占有某种资源，他要是接受捐款，就是占了那些更倒霉又没有资源的人的便宜。
这种感悟，起自他对另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小女孩的一次探访。他在本地报纸上看到那个小女孩的遭遇，她来自附近的郊县，家境贫苦，求告无门，报纸上登出了那个小女孩的照片，很漂亮，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让人看得揪心。同病相怜，他对这个比自己的女儿更不幸的小女孩生出父亲式的怜惜，跟老婆商量着，带点东西去看看她。
他们来到医院，小女孩很可爱也很可怜，他们和小女孩家人交流着各自的病情以及治疗经验，正说着，坐在旁边的另一病人家属哭了起来，说自己比小女孩一家更穷、更无助，但没有办法找到人帮帮他们。
那一瞬间，他感到这世间太不公平了，一个人能否获得援助，居然不是因为他（她）最需要援助，而是与他（她）长得好不好看、有没有进入记者的视野、时机是否恰到好处有关。对此，他无能为力，但是，他不愿意再加入这种不公平，制造这种不公平。
他想过卖房子，跟老爷子商量，把房产证拿回来，钱没了还能挣，孩子没了就彻底没了。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的信念支撑着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信念中，吃苦、变穷、阶层下降，就都没有那么重要了。还好，耶稣不愿意当他的仇人，几年后，女儿的病治愈了，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他重新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里，现在过得挺好，一切，原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这个朋友是个挺斯文的人，说话不紧不慢，一板一眼，有时会显得有点“娘”。同桌吃饭，他端起酒杯时，会不觉翘起兰花指，这属于先天因素，和手上的韧带长短有关，但还是会被人调侃地指出，大家都笑，他也笑。可是在我心中，一直敬他是条汉子，他在女儿危急关头的当机立断，在女儿医治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所走过的心路历程，都堪称壮烈。
他和罗尔的不同选择，是因为他更自尊，对救治女儿这件事更专注，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罗尔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更严格的设定，无法接受好容易积攒下来的财产流失，对生活的安排被一场意料之外的灾难打乱，卖房子对于他来说更是不可想象，他并非不爱女儿，只是觉得这个缺口是被强加上的，他就要用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缺口找平。
这也许是中产者的惯性心理使然。吾国原本是没有中产的，都是穷人，好容易攒下一点小钱来，都是穷汉乍富，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难免会顾盼自雄，与人比较，寻思自己的坐标。然后进一步力争上游，同时保住自己的所有。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紧绷感，这紧绷感像个引线，引发了后来的种种。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捐助，人们捐助别人时，心中的幻象，是在捐助那个可能存在的自己。害怕自己落到那一步，希望万一落到那一步时，也有好心人出手相助，罗尔能收到两百多万捐款，很大程度，赖于这种移情。当人们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个人，他现在就比自己更有钱，对明天有着更确定的安排，难免要拍案而起了。虽然，我也理解，罗尔的压力更多地来自于这种“心穷”，可跟那种真正的穷比起来，这种“心穷”真不算什么，你看我这个朋友，不就是自己默默消化了吗？
是可以铿锵有力地说，出现罗尔式悲剧，是我们社会保障还不够，医保不够到位，但我诚实地说，就罗尔女儿这件事看，医保的报销比例不算低。当然，即使这样的报销比例，剩下的那部分，对于一些家庭还是一种重压，这样的家庭，是应该得到社会的援助的。
但罗尔不在其列，他跟我那位朋友差不多，甚至比我那位朋友的处境还要好一点，作为一个承担风险能力相对强一点的人，他起码在经济上，应该比那些更为困窘的人，多承担一点耗损，或者，也可以花钱买一些大病保险之类。这也是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相对公平，说起来有点残酷，但是也只能承受，就当是现阶段所缴的另一种所得税吧，每一个不处于底层的人，也许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