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大多数熙宁新法中可以看出，新法的主要手段，或是利用政府干涉，或是利用货币调控等措施，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入手，达成了变法改革的“富国”目的，在“富国”的基础上，进而“强兵”。就当时的实际效果来看，至少这两个目的是达成了。中央财政更是得到了极大缓解，到了元丰元年
（1078年）
，宋神宗将新政中各项收入赢余“悉归朝廷”，为以后有可能的北伐做准备，一口气就装满32库。而五年他又取“（青）苗（免）役羡财为元丰库”，又建了20库。
《独乐园图》卷（局部），描绘了司马光《独乐园记》中提到的
主要园景。司马光在画中反复出现，体现出他的“独乐”之趣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王安石变法也不会例外。元丰末年司马光回汴京，都城的居民“叠足聚观”以至马无法通行，许多围观的群众都自发高呼口号，要求他留下来主政。这些记载反映了一个事实：司马光背后所代表的反变法势力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换言之，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很可能也有着自己的问题。
王安石在经济上天纵奇才，提出的新法方案和现代经济学暗中契合，但在千年前的北宋却未必正确；而从现代经济的观点来看，司马光对财政的看法虽然是荒谬可笑，但他通过透过通读历史经验得来模糊感受，却也未必就错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一个问题，就在于他空有一些先进的现代经济理念，但是在实践中却缺乏实现这些理念的现代经济工具，实际上没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此王安石那就更多地依赖行政指令这只“看得见的手”贯彻新法，变法成了政绩考核，政府强制力越大对市场的扭曲更严重，越是心狠手辣的官员越能上缴更多的赋税，越能证明新法能“富国”，也就升迁得越快，最终，变法的初衷走形。
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中，新法还是逐渐付诸实施了。财政得到缓解的北宋，开始有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军事改进，甚至有资本以比拼国力的形式取得了对西夏战争的胜利。熙宁六年
（1073）
，王韶收复河湟，包括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全部收复，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但也就是从这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久旱不雨，一直绵延到第二年春天也未见好转。这场天灾导致的后续事件，成为变法大受挫折的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事件的导火索。此时，开封城一个小官郑侠，称自己目睹了“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城民至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的凄惨景象，绘制一副《流民图》，希望皇帝能“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这幅图深深刺激了神宗，虽然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但年轻许多的皇帝却没有这么坚强，在天变和人言的压力不得不第一次罢免了王安石。虽然其后又启用过王安石为相，但君臣相得的局面已经不再。神宗病逝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相，竭尽全力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然而，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容易，但是面对现实问题则困难。废了新法，当然也就要重新面对变法之前的种种问题，然而却没有人可以拿得出像样的应对方案。没有了宋神宗、王安石时代的那些“刻剥之政”聚敛来的财富支撑，国家财政怎样维持，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加上继位的哲宗对高太后不满的政治因素，以章惇归来为标志，北宋又开始恢复新法了。此后，新旧党争便成为北宋后期政坛毒瘤，直到北宋灭亡方才告一段落。
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君臣，迫切需要一个“背锅侠”来减轻自己或者父辈的罪责，一方面，宋高宗迫切需要有人来为北宋国破家亡这个重大历史和现实事件负责；另一方面，蔡京垮台后，朝中官僚大都和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需要借攻击变法派以洗白己方。将北宋倾覆的大黑锅扣在王安石和他那些变法派的小伙伴上，从而洗白皇帝和保守派，就成为了南宋君臣共同的诉求。也就是从南宋开始，王安石的负面形象在历史上被塑造定型了。延续到后世，王安石的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伪君子形象，成为封建王朝官方钦定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后世皇帝中对王安石最痛恨，指责调门的也就是朱元璋和乾隆这两个思想上痛恨改革，骨子里维护农耕文明的皇帝。
即便是在现代，王安石变法研究也一直都是宋史研究中的热点。对于过去攻击王安石的几大罪状，考虑宋代当时面临困境，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变法乃是大势所趋，对于王安石变更祖制导致北宋灭亡的说法，更是持否定态度。在改革开放前，邓广铭和漆侠先生从抑兼并出发，全面肯定王安石变法；而改革开放初, 王曾瑜先生又站在反聚敛的角度，否定王安石变法。主张国家干预的人，会在王安石的改革中看到许多符合自己脾胃的措施，甚至觉得他就是“中国古代的凯恩斯”；而另一些倾向市场调节的人，则可能更赞同司马光“国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由此看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远没到盖棺论定时，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或许还会继续成为“历史大热帖”，持久地讨论下去吧！
1939年6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左起）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
1938年8月，在延安旧政府衙门的广场上，几百名青年学生整整齐齐席地而坐，安静地听着毛泽东亲自讲授《战略学》和《论持久战》。毛泽东坐在一张旧木条桌后面，身穿打满补丁的土布衣服，一手夹着香烟，用浓重的湖南腔驳斥着当时国统区和沦陷区泛滥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从1936年到1945年的九年中，前后有数万青年学生通过一所在窑洞里开办的大学，亲身聆听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授的课程。这所条件简陋，师资队伍却异常强大的大学，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人们常常将其简称为“抗大”。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劳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抗大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