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论到自负，左宗棠确实罕逢敌手，看看同治二年他笔下这段自吹自擂的话：“……近因士卒之死亡病弱者多，乃调浙兵补勇缺，既足供补给之需，复可收练兵之效，始信老亮之妙用无穷也。至饷事，将来仍不免‘粮尽引还’四字。盖浙当倾覆殆尽之馀，未若益州为天府之国。以今方古，则今亮似犹胜于古亮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10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492页。见于《答郭意城》。）“古亮”是诸葛亮本尊，经营的是天府之国，难度不算太高，左公自认为比古亮强，他经营的是浙江的烂摊子，居然干得不赖。不吹牛会死吗？绝大多数人不会死，但左公应属例外。
秦翰才著《左宗棠全传》，将左宗棠与诸葛亮作了一番仔细比较，找出了五大共同点：一是淡泊，“逍遥而躬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二是勤劳，“经事综物，夙兴夜寐”，事无巨细必躬亲决断；三是忠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是谨慎，“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凡事务求慎其始而善其后；五是廉洁，“未尝以余帛余财自污素节”，诸葛亮在成都只有八百株桑树和十五顷薄田，左宗棠的俸禄和养廉银通计足为巨款，但多半用于义举和善举，“其因家运屯蹇，买药营斋，寄归舍间，实不及一岁之入”。
大帅事必躬亲，古已有之，诸葛亮治军，二十军棍以上即亲理；左宗棠耐劳过细，有过之而无不及。咸丰十年七月十七日，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一条动态：“诣景乔一谈。询及季高军事，据言，营务巨细皆躬亲。在营一宿，见其处置一马夫，至于怒詈。移时，因戒之曰：‘当君盛怒时，营官有他事须关白者不得进。是故亲小事者，越职之过小，误事之过大。其弊一也。左右皆阿谀之言，而无匡拂之语，其视天下事，意若曰予既已知之矣，亦少虚心求益之实。其弊二也。’景老之言，深中高叟平生之短。”（《郭嵩焘全集·日记一》第8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42页。）左宗植字景乔，他是左宗棠的二哥，到楚军军营住过一宿，恰巧见左帅处罚一名马夫，至于呵斥怒骂，因此向老弟表明两点担心：一是因小失大，由于顾及小事而耽误大事；二是刚愎自用，只听得进奉承话而听不进逆耳之言。曾国藩多次主动且公开地求谏，这种事左宗棠不想做，也不愿做。左宗植是直爽性子，并没有贬低老弟才能的意思，而是要他莫管小事，只管大事，莫听谀言，只听忠告。郭嵩焘认为，左宗植指出的这两个缺点正是左宗棠平生的短板。其实未可易言，不宜轻下断语。同治二年，左公膺任闽浙总督，“行营无一幕一吏足以代劳，军书、吏牍皆一手经理”（《左宗棠全集·书信之一》第10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469页。见于《答江味根》。），他总是以高标准衡量他人，能达到他要求的文员实不多见。左宗棠事必躬亲也可能基于一个“慎”字，他多次强调“‘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在西北平乱时期，尽管他是三军统帅，幕府文员充斥，各司其职，但是每遇紧要机密文书，他均要亲手裁答，军吏抄写的副本，亦无不过目核对，然后发行，如此慎之又慎，力求差错率为零。左公曾向部将李耀南等举例，康熙朝削藩，征剿吴三桂，军书中误将“陆方”缮写为“陆广”，几乎导致三军覆没。（《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4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180页。见于《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如此说来，事必躬亲不但不是左公的短板，反而是他的长处，是他大获成功的诸多要素之一。同治八年，他致书署陕西巡抚刘典，对自己事必躬亲甚至一手包揽有个简要的说明：“弟于营务诸君，向皆以情意孚洽，至于大事大疑，则颇取独断，不贵苟同。除王贞介一人为生平所推服，未尝一语违忤外，如阁下及石泉，则间有可否，不嫌异同。自此以后，则一手包揽，未敢委以重寄，凡在营僚友，无不知之，且有劝弟任人则逸者，弟不敢从。”（《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1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140页。）领导人的本领高，精力旺，作风必然凌厉，诸葛亮如此，左宗棠同样是如此。既然左宗棠与诸葛亮有五大共同点，就算他未自命为“今亮”“老亮”，人必称之为“今亮”“老亮”。客观地说，诸葛亮受益于一千多年的全民造神运动，名头上的顺差能轻松超越左宗棠，功业上的逆差则难以扯平，左宗棠不遑多让。
左宗棠执掌戎机近三十年，罕逢败绩，关键就在于他多谋善断、节制精明。静为守之基，静则多备预案；慎为战之本，慎则少打漏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婺源军中致书长子孝威，以喻为譬，道出心得：“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果于‘节制’二字实有几分可恃，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惜乃公精力渐衰，说得出，做不尽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3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33、34页。）
平日，左宗棠致书好友，喜欢在信末署个“亮”字。这个字笔势夭矫，奕奕有神，可见那份得意劲早已由心头传递到指头。难得的是，同辈高人也都心服口服，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致书左宗棠，称赞道：“诸葛公真神人也！”此处他所夸奖的“诸葛公”就是左宗棠。其后不久，曾国藩致书胡林翼，评论左宗棠：“渠率意时或有不尽情理之处，稍矜慎，则究不可及。”可谓知人之言。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七日，胡林翼致书湘军大将李续宜，道是“日请邓守之先生写箴言书院各种箴铭规条，又请诸葛作碑铭，均一时之甚也”。邓守之即书法家邓传密，“诸葛”就是左宗棠。朋友们不称其字，而称他为“诸葛”“诸葛公”，可见左公的诸葛亮情结并非单纯的自恋，还得到了一众高手的认可。
咸丰年间，左宗棠只是湖南抚署内的兵马师爷，但他高视阔步，凭仗什么？功夫硬，本领强，所以底气足。但自负只是他为自己精心涂抹的保护色，仿佛古人佩剑于腰，其意不在于进攻而在于防卫。左宗棠自负经天纬地之才，以“今亮”自居，常恨世人不肯竭诚推服，即使是曾国藩和胡林翼那样慧眼独具的人鉴，左宗棠也认为他们目力有限，未能窥测其堂奥之深、蕴蓄之富。为此，他在致郭嵩焘大弟郭崑焘的信中流露出不满之词：“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与咏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日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生前自谥为‘忠介先生’，可乎？一笑。”（《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10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388页。）左公的幽默感不弱，但他纠结于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失准，甚至说过“曾、胡知我不尽”的话，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固然承认左公就是当世诸葛亮，但还持有一两分保留意见，毕竟他此时只是抚署师爷，尚未在高位上有的表现。
左宗棠初辞胡林翼举荐，有一句狂言：“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那时，他还在安化小淹做塾师，高自位置已到如此样范，用湖南人的口白讲，就是“蚊子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咸丰四年，曾国藩克复岳州（岳阳），因为此前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所以打算为他请求褒奖知府一职。左公听到这个消息，敬谢不敏，他致书刘蓉，大意为：我既不是山中隐士，又不是治国良才，从前年到今年，两次获保奏，已超过我的预期；长沙、浏阳、湘潭之役，我有些功劳，受之尚可无愧，至于这次收复岳州，则相距三百多里，我未尝立下汗马功劳，又未曾进献过良谋妙计，若接受褒奖，拿什么安顿自己，拿什么说服别人？在这封信中左宗棠还谈到自己的抱负，口气大得惊人：“……此上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芝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芝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10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102、103页。见于《答刘霞仙》。）且慢，左宗棠在信中谈到润芝（胡林翼）好用笼络之术，又谈到“两诸葛”（罗泽南自称“老亮”，刘蓉自称“小亮”）从旁怂恿，所以曾国藩才会保举他为四品知府。三个诸葛亮搅成一团，不明就里的人读了这封信，必定满脑袋里都是疑云。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左公还是接受了四品京堂的“起步价”。曾国藩致书为贺，调侃道：“四品卿衔礼亦宜之，何云‘靦颜’耶？昔日之武侯纶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蓝顶花翎，遥遥相对。”细想也是有趣，隆中对时，诸葛亮是布衣，做刘备的军师，手中只握一把鹅毛扇，摇出两袖清风来，“起步价”还不到四品。这样看来，左公是真没什么可抱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