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采访组：
现在，15岁的孩子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您去陕北插队时也是15岁，请您讲一讲，农村的艰苦生活对15岁的少年意味着什么？
艾平：
我中学上的是清华附中，我们学校那一批有200多学生被分配到延川县。一个星期之后又有一批，所以清华附中共有300多人被分配到延川县。延川县的北京知青约有1300多人，被分派在永坪、冯家坪、关庄、禹居等六个公社，又分别安置在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的生产大队。分派在延川的北京知青，都来自海淀区，除了清华附中，还有清河中学、五十七中、二十中、十九中、八一学校等等，这些学校也多有朋友、同学甚至兄弟姐妹在一个村里插队的情况，这样可以互相照应。
习近平当时就没那么幸运，他小学、中学都在八一学校，但“文革”中“四人帮”把八一学校解散了，学生大多数分配到其他学校。所以习近平插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同学、朋友可以互相照应。他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认识，需要在插队生活中重新认识、重新相处、互相熟悉，再加上面对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这些对于他这样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确实很有挑战性。
我和习近平都属于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因为我们都是初中六八届的，小学又少上了一年，所以比其他同届的孩子还要小一岁，都是15岁插队，与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知青比起来，要单薄瘦小得多，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开始陌生而又艰苦的生活。
采访组：
您和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劳动之余不懈努力学习，后来又都回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请您讲讲知青当年都是怎样读书学习、怎样去上大学的？
艾平：
我在村里劳动了两年，后来就调到县里的副食品公司工作了。工作中，经常下乡到各个村去收猪、收羊、收鸡蛋，差不多走遍了全县四分之三的村子，对整个延川县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
在我接触到的知青中，读书的情况大致分为四种：有一部分人受到“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放弃了读书；有一部分人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看理科方面的书；有一部分人读当时比较流行的马列、毛选；有一部分人读文史哲。真正爱读书、会读书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大量阅读和学习。
习近平非常爱读书，他去插队的时候就带了很多书，很多知青都讲过他读书的故事。
后来，清华大学在延川招生时他被推荐录取。习近平在延川插队的时间几乎是知青当中最长的，差不多七年，到1975年秋天才上了清华大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所谓“工农兵学员”。1970年，中央作出《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后来，其他高校也陆陆续续开始招生。这给我们提供了人生中改变命运的一个关键机会。
清华大学很多干部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到1970年前后，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基本“解放”，虽然没有完全官复原职，但不再是“走资派”。比如，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被“解放”了，此外还有一些老干部也都出来工作了。这些人熟悉教育，懂得教学规律，主张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保持稳定的教学秩序，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那时候上大学，要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四个环节。
在1975年那个时候，习近平能上清华大学，很不容易，大队、公社、县委以及清华的机关干部都是冒了风险的。
由此来看，我们知青的命运是和国家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山下乡”政策，我们就不会到农村去。没有“招生”政策，我们也不会那么“幸运”能进入大学。
我是1973年上的大学。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延川县的副食品公司工作，就由所在工作单位推荐。像习近平在农村，他就由所在大队推荐。
我的感觉是，当时招生时中央对陕北的北京知青很照顾。我记得1972年、1973年给延川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名额都分别有几十个。每年拨下来这么多名额，是为了照顾北京知青。
许多知青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一直在学习。我父亲一解放，就给我写信，让我坚持学习，说在二十世纪如果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