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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关于二战期间的研究文章认为，香烟的供应量和稳定的烟草供应途径足够影响一支部队的作战士气。
列宁格勒围困战期间，为了尽一切办法保证部队的烟草供应，所有的替代品都用上了，例如干枫叶、蛇麻草等。纳粹曾试图在德军中实行禁烟令，但遭到士兵抗议，最终不得不放弃。
有意思的是，烟草最初在我国有效的传播也是受益于明朝军队的追捧，有力的借助了部队的行军脚步而散播到全国各地。明代张景岳在其《景岳全书》第四十八卷记载，一支明军深入瘴地，将士纷纷染病，只有一营的士兵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全都喜欢抽烟。
据说可能是因为吸烟可以避免携带病菌的蚊虫叮咬。
（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
比起烟草，番薯、玉米等美洲粮食农作物的引进，对我国农业社会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和广泛。如前文所诉，明清之际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由此而造成的人均耕地急剧下降，粮食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和小麦必须在水土充沛的地方种植，才能收获足够数量的食物。因此历史上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地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这也是之所以长江与黄河被认为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
不幸的是，这两个地区又时常遭受洪水泛滥的灾害。对历朝历代的专制王朝统治者而言，如何治理这一江一河都是令人十分头疼的事。因而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和社会学鼻祖马克思.韦伯都认为，兴修水利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形塑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因为建立复杂的灌溉系统，需要组织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所以难以避免地将缔造一个强大的帝国官僚机器。
受惠于哥伦布大交换，番薯、玉米等适合旱地生长且产量很高的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便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性缓解了人口增长造成的粮食短缺的困境。
关于番薯的传入，流传最广的说法与一位名叫陈振龙的福建月港商人有关。陈振龙早年考中过秀才，但没能更进一步，因此选择弃儒从商。他与番薯的第一次相遇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是西班牙人将此物种带到菲律宾群岛的。陈振龙首先被番薯的口感所吸引，随后他又了解到这种农作物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的特点，而且生熟皆可食用。于是乎在向当地人学习了种植方法后，他决心将这种神奇的农作物带回国。
然而番薯并非仅通过单一途径传入，从菲律宾传入福建只是途径之一，因为“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既番薯）”。另一条有据可查的途径是从越南传入广州，一名叫林怀兰的医生因治好越南公主的病，在国王的答谢宴会上，越南人用番薯做为招待。在当时，越南是禁止番薯出口中国的，林怀兰偷偷弄了一些决定带回去，在过边境的时候被发现了。根据《电白县志》的记载说林被发现后：“以实对之，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死不忠，然感先生之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诚以为，这个故事有一定杜撰成分，见仁见智吧。不过番薯一开始传入我国只被当成观赏性植物却是事实，“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这一点跟马铃薯最初传入欧洲时的情况很类似。
而玉米做为原产于墨西哥、秘鲁等南美洲地区等农作物，其具体传入我国的时间还有争论，有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玉米传入我国可能还要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少在公元1476年以前。
但比较主流的说法认为，玉米最早应该是在嘉靖年间经过西部陆路传入我国的。
《平凉府志》中有关于玉米的记载：“ 番麦（既玉米）一名西天麦，苗如蜀袜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 ”
现如今，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番薯种植国，产量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而玉米的种植量也排在世界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