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 | 入以色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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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扭头看我，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可能刚才卡住了。

“哦，谢谢。”我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对不起我错怪它了。”

“没事。”他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错的。”

“我们是不会错的。”在这个国家，我常常耳闻类似的话。近五百万犹太人生息在古老的迦南，从“应许之地”上汲取的自信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

三年过去，我重返故地，想来寻找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生活太琐碎了，毕业不少年，我换过七份工作，又好像一天都没工作过；写了些文章，又仿佛什么都没写。见多了所谓成功者的单调面孔，我也不知道“事业有成”四字的意义何在。我一点都不空虚，可我怀疑我的充实。我很想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能那么坦然地说出“我们是不会错的”。

不过，第二次前往那里，我的身份已经是独立记者，而不是三年前那个纯粹的游客了。我已经扔掉了对“一个伟大民族”之类说辞的幻想。就连最吸引我的基布兹——以色列国家的骄傲、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我过去觉得，基布兹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影子，现在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我之所以第二次来到以色列，还得益于一位89岁老人的邀请。这位老人叫泽埃夫，他希望我能多了解一些他心爱的国家。早些日子，他领我去参观了隐哈律基布兹的“施图尔曼之家”，去看他的亡妻的前夫哈伊姆·施图尔曼——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早期犹太移民的领袖。

“1938年哈伊姆·施图尔曼被阿拉伯人的地雷炸死了，我们每年都在他去世的那天哀悼。”老人说，“哈伊姆去世几天后，柔玛生下了摩西，然后嫁给了我。我们一起抚养摩西，直到他在独立战争中阵亡；然后是他的孙子，也叫哈伊姆，1969年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阵亡，死时21岁。”泽埃夫必须一次性背完这几件家事后才换气。

他安排了一个外孙女来机场接我，安排了两个好朋友领我去参观他们各自所在的农庄，还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夏霓接我去住几天。

6月的一天，夏霓把我从耶斯列河谷的基布兹接到北加利利她自己的住处。

我在她家住了一周，每一天，我都在这栋楼里发现一个新的房间：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一间工作室、一间画室、一间茶室……

我每天都同她的丈夫雅各闲聊。有一次午饭后，我们说到一些特别沉重的话题。我说，古犹太人当初被罗马人打败，据说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星期六发动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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