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信息论中，申农和韦弗精确描述了在通讯技术中信息分步骤地传递过程：信源发出信息并通过编码将信息转化为信号，信号经由信道获得包含噪音干扰的传递，受干扰信号被解码为信息并最终由信宿所接收。尽管信息论创建的初衷是一个与社会系统并不相关的通讯技术模型，但后续的研究如传播学研究也同样用其来说明人类传播的过程。信息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人类的交流。以人际传播为例，信源是大脑，编码器是人的发声器官，声音压力是信号，空气是信道，而另一个人的耳朵可作为解码器将通过空气传播而来的声音压力转化为大脑的神经触动，他的大脑则是这一轮信息传递的信宿。其后的信息论研究则进一步融合了维纳的控制论思想，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反馈环节被包含到申农-韦弗的模型之中。修正后的信息论经典传播模型如图1所示。在这一模型中，其他部分产生的噪音被等效的简化并折合成信道干扰。实际上噪音的干扰范围并不仅限于信道，而是会干扰信号从生成到接收的各个阶段，增大信息的混乱程度或熵。
图1：包含反馈环节的信息论经典传播模型
资料来源：在信息论原始模型中加入反馈环节，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傅祖芸，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借用信息论的上述概念，我们可以将政府公信力中公众对政府信任的生成建立在一个类似模型上。因为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基于一方知晓另一方足够数量的有效信息，政府信息也需要通过传播过程作用于公众主观认知，从而形成公众和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实质上构成信息论模型在一类社会系统下的表现形态。在申农-韦弗的经典传播模型中，信息需要通过有规则的编码转化为信号这类新信息才能实现进一步的传播。与之类似，政府信息也需要转化为必要的符号信息才能实现有意义的传递。在传播学层面上，符号正是一个“意义的系统”，[8]是抽象信息的具体物质载体，因其所负载意义可被传播过程双方理解而成为新的信息。在政府公信力生成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用以传播信息所用的符号是政府形象。依据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各种政府行为的信息主要转化为三类政府形象信息作为传播符号，它们是：(1)政府理念形象的信息。主要体现政府的价值观念、管理哲学、法制意识、组织文化等主观因素，是政府行为的灵魂，反映驱动政府运作的主要精神力量；(2)政府行为形象的信息。主要体现政府行为的实际内容，如政府的政策、制度、个人活动等，是公众可以直接感知和理解的对象；(3)政府绩效形象的信息。主要体现政府行为的结果，包括政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以上三类政府形象的信息构成了公众所解读和评判的对象，决定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实质上是政府形象信息由公众解读后所还原成的对政府的主观认知，能够用信任度来进行即时地描述，信任度取值于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的区间之内。
在政府公信力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既是信源又是编码者，公众既是信宿又是解码者，分别位于政府信息流动过程的两端。在传统社会中，政府形象的信息一般是通过公众和政府的面对面接触，或听闻人际关系网络中他人的闲谈叙议直接传达至公众。政府作为政府信息源头同时也编码出自身形象的信息成为传播符号，公众解码政府形象的信息并对其做出主观价值判断，将反馈至政府的信任感建立在对政府行为能有效增进自身福利的期望之上。这些反馈信息返回至政府，促使政府改进自身并修正其所理解的公众需求，使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表现为连绵不绝、波动起伏的曲线。然而，当今信息时代的政府信息传播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这一传播过程如今不可避免地要在时空更为宽广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大众传媒作为信道，才能够瞄准广大社会公众以获取信任和支持。这也是当代传播学者一直所强调的：我们如今经历的是一种媒介化的政治生活，媒介塑造了我们的态度、认知和信念。[9]大众媒介承担了作为信道的信息传播功能，成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实现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一个不考虑噪音干扰影响的理想化的政府信息传播过程中，满足公众需求的政府信息被编码为相应政府形象的信息，这类政府形象的信息通过大众媒介忠实的传播至公众，被公众解码并获得对政府的正确认知，最终通过反馈表达出对政府的信任。可以认为，政府公信力正是通过上述有效的政府信息传播过程而得以生成。
正如信息论研究者所揭示的：任何信息传播过程都难以免于噪音的干扰。尤其是当我们将信息论模型应用于复杂社会环境下的政府信息传播过程时，无论是政府、大众媒介还是社会公众，都可能将自身的态度、需求和价值取向加诸于传播内容之中，并最终成为支配公众反馈其对政府信任与否的决定性力量。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包含噪音干扰的政府公信力生成的完整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所示。政府公信力的生成必须要克服种种的噪音干扰，实现对政府信息的有效传播。我们认为，当考察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是如何建立、丧失或恢复这些问题时，都需要将它们放在这样一个动态的信息传播框架中进行回答。
图2：政府公信力生成的信息论传播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