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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二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闹革命，我只好回乡务农。但没多久，我就被推荐到县办工农兵大学上学，说是大学，其实就是个专业技术中等职业学校。在这个学校的机械电子专业学了两年。当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学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无线电、机械制图等基础理论课，还在木工、钳工、翻砂工、机修工车间进行了总课时大约一年时间的实习。毕业后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都不错，类似于蓝翔技校那种。回到村里就交给我一项重大任务，安装高低压供电线路，为村里输电！学以致用，我用所学知识真的为村里架设了电气线路，这对城里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农村人来讲却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老乡们第一次用上了电。学习知识原来这么有用！
1970年我应征入伍，到了海军最尖端的岸舰导弹部队。到部队后我才发现，受“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理论的影响，只有指导员的文化水平跟我差不多，其他多数人文化程度都很低，我突然成了极少数，而且是“思想反动”的那种。于是，我就强烈要求改造思想，剃了光头，洗心革面，先到炊事班做饭，然后去喂猪开荒种菜，我希望通过干这些苦活累活来改造自己。自我改造了一年之后，领导让我去团教导队学习导弹技术，课堂上教员讲的那些东西我基本上都学过，基本原理跑线路这些对我来讲轻车熟路，我很快脱颖而出。回到连队进行技术操作，我驾轻就熟，还成为连队小专家，别的营导弹发射我被借调去担任技术保障。突然有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让我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报到，任务是在那里学习四年的外语。从农民到军人是第一次飞跃，从普通士兵到中国名校则是第二次转折，这两次转折的关键点是什么？知识的力量！我这样一个穷苦出身的农村娃，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也没有钱，就只有一条路，靠知识。然而，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拼爹拼出来的吗？都不是，是靠自己苦读书深钻细研一点点抠出来的。
北京大学的四年，都是在学阿拉伯语。毕业后回到部队，用非所学，只好借调出国执行翻译任务。1979年第一次出国去的是伊拉克，刚到伊拉克就在电视上看到萨达姆推翻贝克尔担任新总统。之后与伊拉克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时我的工资换算成当地货币第纳尔后正好相当于人家同龄人一天的工资，当地20多岁的年轻人全都有车有房，公务员每年一个月的假期都要出国旅游，全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那种富裕程度难以想象。然而好景不长，在那儿工作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两伊战争，伊拉克跟伊朗掐起来了。我身处战场，昔日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突然穿上军装开赴前线，住处附近的公路上天天都有坦克装甲车、牵引火炮和军用卡车驶过，伊朗空军的战机不时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炸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当时是海军军官，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军事形势、武器装备、战场态势却一无所知，虽然懂当地语言却没有军事知识，完全就是个外行，顿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羞耻，无地自容。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海军研究所，先是到潜艇上学习工作了一年多，对潜艇原理和技术有了系统的了解。然后，脱产两年学习英语。1984年翻译出版了汤姆·克兰西的军事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这本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还把作者请到白宫畅谈，他以为作者是潜艇兵退役，其实克兰西根本就没当过兵。一个老百姓居然把现代高科技装备描述得这么精到且细致入微，让里根总统大为惊叹。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也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后就不再参与语言翻译工作，而是把外语当作工具进行专业研究。大量阅读分析整理研究外文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各种科普文章发表，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快在业界小有名气。20世纪80年代中美处于蜜月期，美国和西方军舰来访很多，我熟悉外语又懂科技装备，因而经常担任来访外国军舰的驻舰联络官，这让我熟悉了外国海军装备以及军舰日常生活礼仪，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又进行了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