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是现在写，我会写些什么呢? 我自己也还有没想清楚的地方。现实变化得太快，思考有跟不上的地方。看我周围的人，也是意见分歧得厉害。同样是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有部分肯定的，也有完全否定的。缩小范围，就看阿伦特研究者这个小小的群体吧，对于现在的中东局势大家意见也相当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不容易。
我受犹太裔学者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了解了二战时大屠杀的历史后，包括伯林写犹太人受难史的文章，对犹太人一直非常同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认为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有太大的问题，尽管有时也觉得他们用武过度。后来读了托尼·朱特的文章，才改变了一些看法，尤其是这一年里看到以色列政府屡屡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加沙地区严重的人道危机，简直颠覆了我以前对以色列的看法。你觉得如果伯林还活着的话，他会怎么看当下的巴以冲突呢?
蛭田圭：
你的认识的变化很有意思。我的认识的变化经历过跟你恰好相反的过程。在我记忆中，日本的媒体很久以前是相当反以色列的。在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时，都是以“强者对弱者”、“加害者对受害者”的视角来报道的，也就是说黑白分明。小时候看到那样的报道，自己的看法不知不觉也就很受其影响。后来学习了很多东西，了解了更多情况后，才发觉事情不是那么单纯。
你问伯林若还在世会如何看待当下局势，我想伯林肯定会私下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但不会公开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以色列人，没有那样批评的资格。对伯林的这种做法，也就是在公开场合沉默，肯定会有人批评他。不过伯林自己没有选择移居以色列，所以认为自己不应该在外面发言，看得出这里有他一贯的伦理立场。
你为何要研究伯林和阿伦特，能否谈谈研究他们的动机，对伯林和阿伦特那样的思想家共鸣在何处?
蛭田圭：
之所以研究伯林和阿伦特，因为我不太喜欢在书里提到的那种跟现实保持距离，基本上是在研究室里研究政治哲学的做法。另一位研究伯林的美国学者乔舒亚·切尼斯也是，我们都不喜欢那种过于纯粹、几乎脱离现实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方法，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二十世纪下半叶为政治哲学恢复了声誉的罗尔斯本人并不是那样的。我在书里分析了当今做政治哲学的主流方法和伯林、阿伦特他们的做法，虽然我也学习主流的研究方法，但还是喜欢伯林和阿伦特那些看上去有点老派的方法。在牛津接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分析哲学，对分析哲学自然很熟悉，但我不想仅仅满足于此，觉得还可以结合思想史的分析与考察，想把哲学分析和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伯林和阿伦特所擅长的做法。
除此之外，哈蒂（按：Henry Hardy，以赛亚·伯林的编辑）的存在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在升入博士课程时，从牛津大学别的学院转入伯林担任过第一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哈蒂就在沃尔福森学院，平时跟他在同一个学院学习、生活，所以有很多机会跟哈蒂聊天，通过他了解了很多伯林的往事，同时也请他给我修改英文文章，受益匪浅。
做这个访谈前，我重读了沃尔德伦为你的书写的书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沃尔德伦说你在书里说要采取中立的立场，一碗水端平——even-handed，也就是不偏向你的两个研究对象中的一方，因为你说你从他们的思想里学到很多，都是你的思想英雄。可他认为从阿伦特和伯林之间的关系来看，很明显是伯林很在意阿伦特的存在，多次很严厉地评价她，甚至贬低她的哲学，而阿伦特却基本上不太在乎伯林的存在，也没怎么提起过伯林。换而言之，对阿伦特来说伯林像是无足轻重的存在，虽然他们见过三四次面，最后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哈佛参加关于苏联的研讨会，但也没有什么互动。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你说要一碗水端平，其实就是偏袒伯林。你怎么回应他的这个批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