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日益加剧。然而，对于是否开战，清廷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年轻且富有改革意愿的光绪帝倾向于采取强硬态度。自他登基以来，尽管慈禧太后于1886年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并于1889年正式“归政”，但实际上，政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朝中许多实权人物也多围绕在她身边，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势力。光绪帝对此深感不满，于是与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积极联络各方势力，逐渐形成了帝党集团。
随着中日之间战争的阴云日益浓厚，帝党也希望通过增强自身力量来应对危机。因此，他们主张向朝鲜半岛增兵，加强战备，并借助国内舆论，多次电谕李鸿章积极备战。然而，因为李鸿章本人更倾向于与后党保持一致，常常采取“避战自保”的策略，寄希望于列强出面调停，特别是希望通过“联俄制日”，借助第三方力量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军。
与此同时，
清军在朝鲜战场连连失利，北洋海军遭受重挫，慈禧太后倾向于主和。但由于舆论的压力，她一时不敢公然主张和谈。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他既不想违逆光绪帝的旨意，也不敢与慈禧太后产生冲突，因此在备战与议和之间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种思路上的分歧，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然而，在这种局势下，长期被压制的湘军集团看到了机会。如果能在战争中立下战功，湘军集团无疑将迎来重新崛起的契机。
之后，随着日军侵略行为不断升级，光绪帝几次电谕李鸿章“妥筹办法”，但李鸿章皆态度消极。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刘坤一倒是表现得非常积极。他致书李鸿章说：
“朝鲜内患未已，几难自存；倭人觊觎已深，意欲乘隙而动。”
他希望李鸿章在强邻挑衅之际，“控驭维持”“杜其狡谋”。此外，刘坤一还主张对台湾“力为兼顾”，恳请朝廷“加拨数号船只增援”。不久，他又指出俄国虽曾答应“调停”中日关系，但随后又推诿，实则是在为日本拖延时间，使其得以缓兵。他在《筹备海防折》中进一步分析：
“（
日本）屡次添兵增械，前往朝鲜，并有兵轮多艘驶出长崎各口，居心叵测，尤不可不严为之防。”
他还表示，在情况危急时，“臣责无旁贷，惟有竭尽心力，督率各将士，不动声色，严密筹备”。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甲午中日战争由此点燃。很快，日军在朝鲜半岛发动进攻，驻守的淮军溃败。消息传来，刘坤一悲愤地说：
“倭人敢在牙山海面击我接应之师，衅由彼开，神人共愤。”
他认为，既然“倭已启衅，如有兵船驶近各口，即可击之”。面对不利形势，刘坤一十分担心军港旅顺的安危，认为“万一旅顺再有疏失，大局堪虞”。为此，他饬令刘镇光督带亲军五营，会同前调的老湘军五营共五千人迅速北上，做好保卫京师的准备。
战争开始后，李鸿章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他对战争有一定准备，但日军的大胆行动仍让淮军集团措手不及，导致其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平壤很快失陷，日军一路追过鸭绿江，金州、旅顺、大连等地也相继失守，辽东半岛全线告急，京师陷入危机。
在经历一系列战事失利后，清廷对淮军的作战能力丧失了信心。彼时，满朝文武普遍认为“除湘军外，实无其他可倚仗之力量”，于是清廷决定重新启用湘军投入作战。
起初，清廷打算启用湘军老将刘锦棠。刘锦棠接到朝廷旨意后，毅然领命，随即着手召集旧部，准备大展身手。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不幸中风病倒。即便在病危之际，他仍
“口中喃喃呼将士指述边事，断续不能辨”！
刘锦棠因病无法再战后，经翁同龢等人极力举荐，清廷召刘坤一进京，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赋予其
“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的权力；同时，委派湖南巡抚吴大澂、四川提督宋庆担任帮办之职。但刘坤一担心
关内外将领及巡抚众多，难以有效节制，便以身体衰老为由推辞。后来，清廷授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