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 2000 年初开始关注东北。那时候我还在欧洲做博士论文，在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工作。当时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不少人说东北成为了中国新的非法移民的输出地。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
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因为东北从九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彻底地私有化，大面积地 “下岗”，下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买断费，可以拿来出国。所以我觉得把国内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跨国移民联系起来，可能有点意思。
结果等我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 2004 年去辽宁调查，发现这个流动过程是被高度组织化的，不是说是有什么蛇头、非法移民这种组织，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后，国家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境外就业服务”，开辟了这么一个新的中介产业。中介组织是一层一层的，最高的叫 “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层在街道或者在镇社区里，叫 “基地”，下面还有联络员。中间当然有不少所谓黑中介，也就是没有政府特许资质的中介，但是这些中介经常都在正规中介的旗下，作为它们的代理而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出国的费用也非常高，要六七万。所以东北的移民跟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失业工人非法、无序涌向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
在这种流动里，如何观察到了新的结构产生？
项：
我调查的中心问题是，这么一个中介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把个体那种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欲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种欲望，换为这样一个多层级、系统化的管理对象。这里的管理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有的商业中介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它对劳务人员进行控制。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出国，其意愿经常是很模糊的，他们怎么下定决心呢？经常是中介在最基层的 “腿”，也就是联络员，在底下看谁可能会有出国意愿。比方说，离婚的妇女，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时不时受到非议，就会是一个好的潜在出国者。她有欲望要改变生活，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花钱。
“腿” 会跟她暗示，把有关信息告诉她。然后可能会陪着她到 “基地”，也就是在县城或者镇上有门脸的中介，去报名。报名后，就形成了一个 “材料”，这个材料就往上一级中介报，最后到 “窗口”。
这几个层级，不仅是招聘的层级，还是控制的层级。比方说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违反了工厂的规定，工厂是不直接跟这个工人谈的，他们会跟窗口公司联系。然后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这时候，基地和联络员会找她家里，跟（她的）父母或者爱人说，你的家人在日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国，以前交的费用那就全部要泡汤，回国之后中介可能还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个一层一层的中介不仅把人招到，让他们交钱，而且还要熟悉出国人员的家庭环境，能够直接给出国人员造成道德和社会压力，从而去规范（出国人员）在海外的行为。
问：
这听起来很像你在《全球 “猎身”》里面讲到的，印度程序员的求职中介？
项：
对，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细多了。印度人的 “劳力行” 相当于劳务派遣公司，靠把员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项目而赚钱。他们要控制员工，但是没有像东北的中介那样形成这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是法律关系，把劳工 “锁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国人员找当地的公务员担保。如果在国外跑了，当地的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给中介赔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相当严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国前的计划、意愿、去哪里的选择、怎么交钱，出国后的行为，三年合同期满后怎么办，都变成管理对象。在表面上，这种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性的中介机构为什么要管你？为了赚钱。但是当你看他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他是要制造出一种支配关系，一种社会上和法律的支配关系，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下面，他才能够拿到钱。
出国打工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对越来越多新生代就业人口——70 后，80 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细琐现象构成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欲望，但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不和公共机构形成稳定的关系，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辈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看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成为某个系统的管理对象，但是当他们做另一件事情时，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系统。像出国这样的个体行动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被管理起来的，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变化。
问：
这些移民劳工最后会定居在海外吗？
项：
不会。有一些去欧洲的，做护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厨师的，可以移民，但是数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后一定要回来。
问：
所以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想像是什么样的？他们去日本几年，最后是会回来，那他们好像就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流动，不是说真正逃离了什么东西，是这样吗？
项：
是的。其实传统上中国人出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来。衣锦还乡，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实是比较新的一种想像。
东北农村的这些人出国，他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 “中国梦”。
但问题是，他要在中国做中国梦的话，永远也完成不了。你看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以他在中国打工、务农，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价格下降 50%，这种情况下，你的中国梦——有房有车，结上婚，现在要不止三十万——这个中国梦你永远实现不了。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要怎么办呢？你要采取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办法。出国就是一个办法。
其实出国的工资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工资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现在也就是两三倍。这个工资从常规来讲，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国的社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自己还得事先交那么多钱，然后那么多不确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国干的肯定是所谓“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轮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说他挣到的绝对数目大，而是他挣到的都是 “干钱”。在国内你打零工，像干建筑，现在一天也有三百块钱，但是在东北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也就干个五六个月；第二，你干完活之后，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资刚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费，每天娱乐，省不下多少钱。
在国外，正因为你完全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娱乐，天天工作，而且工资基本能够保证支付，所以你能够月月看到很高额的积蓄。
你其实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交友、消费需求压到最低，然后把自己积蓄的能量强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国就是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出国是为了跃进式地追求中国梦，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义上的日本梦、法国梦或者美国梦。
问：
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
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 “人情” 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 “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 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二
问：
这听起来像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
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 “工作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