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基于这样的市场，普通的农民就有了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农庄的可能。一个农民哪怕没有土地，或者土地不足，都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土地使用权或占有权，积极组织家庭成员，依靠拥有的劳力来展开经营。举个例子：明代江西有一个农户，他家里有四个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把家里的地典了出去，等到几年之后，小孩长成彪形大汉，这户人家对土地的需求就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不仅把原来出典的土地赎了回来，还通过租赁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来养活家人。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劳力和土地两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得到了灵活配置。
所以说，土地产权和个体家庭农庄构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套制度具有弹性与活力，是中国和西欧传统社会之间非常关键的结构性差异。
您研究了很多明清民间土地产权的相关契约文书，它们体现出非常丰富、多样的土地交易的形式，而您也在书里谈到，如果土地交易制度是比较单一的，容易形成土地兼并，而在明清之后，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能否请您具体展开谈谈？
龙登高：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说，春秋战国时的土地交易形式就比较单一，一个农民如果急需资金，往往只能选择把土地卖掉。到了明清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不一定非得卖掉土地，也可以选择出典。举个例子，我把土地典给你，从你那拿到了一百两银子，约定十年后把土地赎回来，同时把这笔钱还给你。这个典田交易，可以解决农民的融资需求，比如家里老父生病了，治病要花不少钱，又比如他自己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也很花钱。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更多选择，让他们不再身处“卖”与“不卖”的两难境地。更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来说，这也可以相对抑制土地兼并的现象——农民不再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就把土地彻底卖掉，他们可以通过出典来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阶段。这也是中国传统个体家庭农庄的韧性所在。
我在研究中所接触的民间契约文书很有意思，有买卖、典当和租赁等不同形式的契约。这些契约既是地权交易的凭证，也是农民的产权凭证——通常是所有权凭证，但也可以是占有权凭证，而且还可以是纳税凭证。这些明确的契约正是传统社会表达产权的方式，由民间自发形成，却可得到整个社会和政府的承认与保障。如此，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变小，整个市场效率也自然有所提升。
关于此前流行的未经事实验证的假说，如“传统中国缺乏自组织力”“士绅的道德教化”，您都在书中基于实证研究予以反驳订正。能请您展开谈谈吗？
龙登高：
这是一个很值得展开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我反复试图纠正一些流传很广但缺乏事实依据的假说——我把这些称为二十世纪以来的认识偏误，比如说“中国人没有产权意识”“缺乏契约精神”“中国社会没有制度化”“士绅只是道德教化的载体”“传统中国缺乏自组织能力”等等。这些说法耳熟能详，但很多是建立在臆测、感性或片面的材料之上的，缺乏逻辑体系的实证基础。
比如说，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产权意识、缺乏契约精神。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谈到了各种地权契约吗？一个缺乏产权观念的社会，显然不可能拥有这么成熟的契约文化。还有人说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这种说法特别主观，忽视了基层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自治实践与制度安排。
再比如对士绅的认知，过去很多文献喜欢把士绅描述成一种人格化的道德力量，认为他们以道德教化来维系社会秩序。按照这个逻辑，士绅不是靠制度而是靠所谓“高尚品德”在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对士绅的误会。士绅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身份，被称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是连接官与民之间的桥梁。一个读书人，通过科举考上秀才，就获得了士绅身份，有了一定的免役特权和社会地位，见到官员可以平起平坐，打官司的时候也会被高看一等；等考中进士，能进入文官体系，可以入朝为官了。
在地方事务中，士绅往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替百姓出头，与政府交涉，也就是所谓“为民争利”，他们就像是民意的代言人。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官员眼里往往不受欢迎，在不少官员的奏折或笔记里，士绅被称为“刁绅劣监”。他们可能让官员威风扫地，被视为不受控制的力量。但这也说明了，士绅并不是凭空维系乡里秩序的一个道德化身，而是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他们处在文官体系、科举制度、地权制度和民间组织这四重制度结构的交汇点上。这个制度结构如果健全，士绅就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果制度崩塌了，士绅的行为也会发生剧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