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综合体：华夏幸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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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换的背后，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国内消费替代对外贸易产生的外需。其中的关键在于需求模式能否转变为工资拉动型。工资上升导致总需求继续上升，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总供给潜力的实现。

其余的两个方面，则均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

首先，自主研发替代技术模仿。 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自主研发代替技术模仿的必要性就越强。但新技术的研发往往是企业的试错过程，这就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与此同时，也要求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定位于弥补市场外部性，对创新提供更多支持，特别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正如身为《硅谷百年史》作者之一的阿伦·拉奥所言在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作为演讲嘉宾时所言，高校、律所等一系列机构，都是产业创新链条上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其次，通过产业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资上涨后受到抑制，致使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提高产业生产率，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国内产业结构。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仔细研究其中的运行细节，则会发现底气不足，民间投资、制造业的投资都不足，所以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因为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基础设施、房地产来稳定及拉动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也不能依赖的。”在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发言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称，“毫无疑问，当前的中国产业必须创新，紧迫性是非常强烈的。”

在谈到中国的产业创新优势时， 李稻葵则指出，与美国、硅谷相比，中国的优势主要有三个：首先，中国的市场很大，这是超过了美国、印度想象的规模；其次，中国有工程师、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第三，则是中国在硬件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很多像华夏幸福的科技园区，进去以后令人感到心旷神怡，配套条件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是硅谷、美国赶不上我们的地方，应该感谢华夏幸福这样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李稻葵称。

但在优势之外，为了发挥自身的产业创新潜能，中国也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考验。以近日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例：中国目前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正在赶超。由于中国在人才、创新、能源政策、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方面表现略逊于美国，后者可能在2020年时实现对中国的反超。

以金融体制为例，当前中国的资金存量为全球性第一，难言资金短缺。在创投领域，2015年，中国风险投资管理资本总量已经达到6653.3亿元，占GDP总量0.96%。但在数字背后，则是大量的投资者在寻求投资机会。一方面，这与中国缺乏具有足够投资价值的标的物有关，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中国依然缺乏产业创新的投资生态。

“美国有一整套的生态系统，从最开始的天使投资者到最后的上市环节，一套一套配合得很好。中国与之相比，前期有人投资，但随后的退出机制远远谈不上健全。股市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健全，这样的一个环境，肯定不利于产业的发展，需要长期下功夫去解决。”李稻葵坦言，“总而言之，中国没有产业的创新，经济不可能发展；而为了将这一创新潜力发挥出来，必须解决一系列包括体制、资本市场等在内的根本性的问题。”

“华夏幸福式”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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