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照传记作者克莱尔·托马林在《吾自绝伦》
（王珊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
一书中的看法，皮普斯这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海军管理者之一”。而上述这则日记也颇具皮普斯特色：忧国忧民，实事求是，且不免沾沾自喜（临了不忘加上一句“赞美上帝”）。当然，这位出身于伦敦裁缝之家的寒门子弟的确有理由自矜。1653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便进入英国财政部，在乔治·唐宁爵士（日后唐宁街由他而得名）手下担任文员。1660年，皮普斯随同其表叔爱德华·蒙太古爵士前往海牙，恭迎查理二世回国继位。国王论功行赏，蒙太古爵士晋爵为桑威奇伯爵，执掌皇家海军大权，皮普斯则跻身新组建的海军委员会，出任法令书记官（Clerk of the Acts）。当时“国家的现状是这样的：残余国会（Rump）被兰伯特勋爵打断之后，最近又重新回归，开会议事”——皮普斯日记由此开启。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海军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部，财政支出有时甚至超过政府其他部门之总和。事实上，皇家海军自身也堪称是一个硕大无朋的产业——一众船舶制造商、绳索制造商、木材供应商以及弹药、食品和杂货供应商等无不依赖海军部的订单，上下交通，自成一体。作为政府集采项目，供应商凭借裙带关系，往往会刻意哄抬价格，以次充好，以便从中获取最大利益。更要命的是，这些合同文本通常极其粗糙，漏洞百出，因为所谓合同查验，无非是彼此心知肚明的走过场——谁也不会拿它当真。
而订单及合同管理（以及退役舰船处置）恰好是皮普斯职责所系。根据修订的海军部管理条例，法令书记官是海军部秘书处的主要领导，负责所有日常办公事宜，其地位类似于现代英国政府中的国务次卿。他不仅需要列席海军委员会会议，参与讨论、表决所有重大决策并如实记录在案，而且更肩负一项重大职责，即确保“军需物资供货商的多样化”——以此革除因供应商垄断而导致的各种贪腐行为。
年轻气盛的皮普斯既深感皇恩浩荡，同时也激于义愤，于是决定大力肃贪，以重振海军士气。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共和国大力发展海军，其军备开支急剧攀升（每周两万英镑），及至复辟时期，海军部累积债务已高达七十五万英镑。因此，皮普斯深知查漏补缺、节约经费乃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经过实地调查研究，皮普斯发现海军内部贪腐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低级官员一般通过克扣海员军饷，虚开采购发票等手段营私舞弊（由于长期缺乏监管，支出经费时程序紊乱，甚至缺少支出款项的账目记录，上级也从不进行财务审计）。以船舰易耗品缆线为例，据统计，皇家海军缆线的年采购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一旦船上的缆线或其他零件轻微损坏，官兵们便心照不宣地将其归为“破损垃圾”，随后做报废处理，变卖所得由众人瓜分。对于此类明目张胆的欺瞒行为，高级官员通常选择视而不见（甚或要求从中分一杯羹），因为他们有更高明的生财之道（如转手倒卖，或合同欺诈）。
为了尽快熟悉海军业务，皮普斯一方面自学财会知识（他延请数学老师上门教授乘法表，向皇家学会友人威廉·配第学习数据统计法，并向同为日记家的老友约翰·伊夫林请教账目管理——后者的曾祖父一百年前曾担任海军财务主管）；一方面又深入码头、工场，向建造师和技术工匠学习造船、绳索制作和木材测量等相关实用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旗帜布料质量如何控制，玻璃镜片焦距如何校准，船体结构如何正确测量，斯德哥尔摩与俄国进口煤油的测量容器有何差异，以及铰链的尺寸与接合方式有何关联。作为海军部新来的年轻人，他无时无刻不发奋学习，因此很快，他就比其他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佩恩爵士——其子日后创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更为了解关于海军后勤的一切知识：仓储与设施、合同与市场、账目与档案，等等。在皮普斯上任两年后（即1662年），时任海军上将秘书考文垂爵士（Sir William Coventry）评价，皮普斯就是“海军办事处（Navy Office）这个机构的灵魂”。洵非溢美之词。
在深入调研后，皮普斯选择以年采购量巨大的旗帜合同为突破口：旗帜制造商依仗海军部高层关系，不仅提供劣质商品（面料实际采用废弃的破纱，仅在表面以新麻覆盖），而且恶意篡改合同单价金额（每码的价格比原先合同价至少高出三便士）。根据皮普斯在海军部内部会议上亮出的证据，即便是原先合同的价格，也要比市面上同类商品高出一倍以上。至此，原订合同悉数作废，所有海军旗帜供应合同必须按照新价执行。以这样的方式为国王陛下节约一大笔经费，皮普斯感到“相当开心”。1663年，围绕从波罗的海进口桅杆的大额订单，皮普斯又在海军部高层掀起一场肃贪风暴，这一次他的靶心瞄向臭名昭著的同僚威廉·巴滕爵士（Sir William Batten）——长期以来，巴腾的女婿是桅杆的唯一供应商，价格虚高不下。经过慎重考察，皮普斯引入另一名供应商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后者提供的同类商品质优价廉，因此皮普斯最终决定将采购合同转交沃伦，而不惜与同僚反目——“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国王陛下因巴滕爵士的腐败和暗箱操作（underhand dealing）而受到恶意羞辱。”他在日记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