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 1964 年 5 月 12 日到达了洛杉矶，所有的财产都装在拿绳子捆绑住的纸箱子里。那一年，洛拉已经陪伴我母亲二十一年了。在许多方面她比我母亲或父亲更像我父母。我早上醒来，第一个迎接我的是她的脸，我晚上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她。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远在我学会说 “妈妈” 或 “爸爸” 之前，我就含糊地说出了洛拉的名字 （我起先把她的名字发成 “哦-啊”）。幼儿的我，除非洛拉抱着我，或者至少在我附近，我才肯去睡觉。
到达美国时我才四岁。我当时太小，不会质疑洛拉在家里的地位。但是，随着我们兄妹在太平洋这边长大，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改变。这种越过海洋的飞跃带来的意识上的飞跃，却是我父母不能也不肯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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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拉从未拿到过我父母承诺给她的工钱。我们来美国几年后，她委婉地试探我父母的口风。她说她母亲生了病（我后来知道她得的是痢疾），她的家人没钱去买药。她问我的父母：“Pwede ba？”, 意思是“可以吗？” 妈妈长叹一声。爸爸则用塔加拉族语回答道：“你怎么还好意思提？你也知道我们多拮据，你好意思吗？”
为了搬来美国，我父母借了钱。为了留在美国，他们又借了更多的钱。我的父亲从洛杉矶的菲律宾总领馆调到了西雅图的菲律宾领事馆。他每年的工资是 5600 美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先是靠清洗拖车，后来又加上帮人收债。妈妈则在好几家医学实验室里做技工。我们基本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就算难得有机会见到了他们，他们也都是疲惫不堪，情绪暴躁。
妈妈回到家，会因为洛拉把房子打扫得不够干净，或是忘记取邮件，而责骂她。“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回来前信件就要取回家？” 她会用塔加拉族语恶狠狠地骂：“这么简单的事！白痴都记得住。” 然后父亲回到家，会接着骂。当我父亲提高嗓门时，家里的所有人都会畏畏缩缩。有时候我的父母会一起上阵责骂洛拉，直到把她骂哭为止，似乎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年幼的我非常不解：我的父母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好，我们也爱他们。但是他们前一秒钟还对我们充满慈爱，一转眼却对洛拉恶言相向。我十一二岁时才开始能够看清洛拉的处境。大我八岁的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已经很久了。他让我认识到洛拉的地位就是一个奴隶。在此之前，我还以为洛拉只是我们家庭中比较倒霉的一个。虽然我很讨厌我的父母对洛拉大吼大叫，但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父母，还有他们对于洛拉的安排，是如此的不道德。
左图：洛拉带大了作者（左）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一段时间经常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
右图：作者（左起第二）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洛拉，抵美五年之后。
“你听说过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样的境遇吗？” 亚瑟说，“有谁活得跟她一样？” 他总结了洛拉的处境：免费劳力，终日辛劳，稍微多坐一会或者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穿的是别人不穿了的衣服，吃饭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残羹冷炙，从不出门。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无论是在我们住过的哪个房子里，她睡觉的地方总是没用空下来的一个地方——要么是沙发，要么是储藏间，要么是我妹妹卧室的小角落。她经常睡在衣服堆里。）
除了电视和电影里的奴隶，我们找不到任何跟洛拉的生活境遇相似的人。我还记得我看过一部叫《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的西部片。约翰·维恩（John Wayne）扮演的农场主汤姆·唐尼普（Tom Doniphon），枪不离身，对自己的仆人蓬皮（Pompey）颐指气使，管蓬皮叫 “小子儿”。“蓬皮，去接他。” “蓬皮，去找医生。” “蓬皮，回去干活！” 蓬皮对他的主人非常顺从，他管主人叫 “汤姆大人”。汤姆跟蓬皮的关系错综复杂。汤姆不许蓬皮念书，但是帮他得到允许去只许白人出入的酒馆喝酒。影片结尾的地方，蓬皮把他的主人从火中救了出来。蓬皮对汤姆明显是又爱又怕，当汤姆去世后，他非常悲伤。其实这些故事，和汤姆与反派理贝特·瓦朗斯（Liberty Valance）最终对决的故事主线相比，都是故事背景里的细枝末节，但是我始终无法把目光从蓬皮身上挪开。记得我当时一直在想：洛拉就是蓬皮，蓬皮就是洛拉。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发现我 9 岁的妹妹琳（Ling）没有吃晚饭，他朝洛拉大吼，骂她懒。“我尽力想让她吃饭了，” 洛拉在父亲愤怒的目光下辩解道。她这句微弱的辩解让父亲更加光火，冲着洛拉打了一拳，击中了她肩膀下面。洛拉跑了出去，我听到她像动物一般撕心裂肺的哀嚎。
“琳说她不饿，” 我说。
我的父母转过头来看我，好像震惊到了。我感觉到我的脸在抽动，通常这之后我就会哭起来，但这次我没哭。母亲的眼里阴云密布，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眼神。难道是嫉妒吗？
“你是在帮洛拉说话？” 父亲说，“你竟敢这么做？”
“琳说她不饿，” 我重复了一遍，几乎像在耳语。
我当时 13 岁，这是我头一次试着站出来为这个一直在照顾我的女人说话。我小时候，她哼唱着塔加拉族歌谣哄我睡觉。等我长大一些了，她给我穿衣，给我做饭，早晨送我上学，下午接我回家。有一次，我病了很久，虚弱得没有力气吃饭，她帮我把食物嚼烂，分成一小块一小块送到我嘴边让我咽下去。有年夏天，我的两条腿都绑了石膏（我关节有问题），她用毛巾给我擦身子，半夜里给我拿药，帮我熬过了几个月的康复期。在康复期间我一直情绪暴躁，但她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失去耐心，从来没有。
现在，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哀嚎，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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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老家时，我的父母感觉没必要遮掩他们对待洛拉的方式。到了美国，他们对洛拉的方式更加恶劣，但却要想方设法隐瞒这一切。家里有人做客时，我的父母尽量忽略洛拉的存在；如果有人问起来，就撒个谎然后迅速转移话题。我们在西雅图北城住了五年，对面有一家邻居姓密斯勒（Missler）。他们一家八口，个个精力充沛。 从他们一家那里，我们了解到了芥末酱、钓鲑鱼、修草坪这些玩意。我们还学会了在电视上看橄榄球赛，并在看球赛时大喊大叫。洛拉在我们看球时会端出来食物和饮料，在我父母微笑着对她说谢谢后迅速消失。“你们藏在厨房里的那位小女士是谁啊？” 密斯勒家的家长大吉姆（Big Jim）有一次问道。“老家来的亲戚，” 父亲回答，“腼腆得很。”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密斯勒家的比利（Billy Missler）并不相信我父母所说的。比利经常在我家待着，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个周末，所以他有机会窥见我们家的秘密。有一次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大喊大叫，他听到后一头闯进厨房去一探究竟，看到我妈妈气得满脸通红，对洛拉怒目相视，而洛拉则在墙角吓得发抖。我在比利后面几秒后赶到。比利脸上的表情夹杂着尴尬和困惑：这什么情况？我摆摆手，叫他把这些都忘掉。
我觉得比利很同情洛拉。他经常对洛拉的厨艺大加赞赏，逗洛拉开心地大笑，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开心。他在我家过夜时，洛拉会做比利最爱吃的菲律宾腌牛肉盖饭。洛拉最擅长通过饭菜来表达她的情感，做饭就是她无声的语言。从她的饭菜里我能够吃出来，她只是想把我们喂饱，还是想表达她对我们的爱意。
我有一次把洛拉称做远房阿姨，比利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说她是我的祖母。
“这个，她算是两个都是吧。” 我故弄玄虚道。
“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
“她喜欢干活。” 我说。
“那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
“她听力不是很好……”
如果我说出真相，就会暴露了我们全家人。我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了，不断学习这里的道德标准，习俗，还有生存规则，不断努力融入这片新的土地。但是拥有一个奴隶与美国格格不入。拥有一个奴隶让我深切怀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到底来自怎样的地方，我们到底够不够格被接纳。我为此感到羞耻，包括我在这件事上不加阻止的做法。我难道不是也吃了她做的饭，穿了她洗完熨好挂在衣橱里的衣服？但是如果失去她，对我的生活的打击又太大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必须把洛拉当作秘密藏起来：洛拉的旅行文件在她抵达美国 5 年后，也就是 1969 年就过期了。她的护照是一种跟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挂钩的特别护照。在一连串和上级的争执与不睦后，父亲辞去了领事馆的工作，并且宣布他打算留在美国。他为自己的家人申请了永久居留权，但洛拉不符合申请标准。按理他应该把洛拉送回菲律宾。
1976 年，洛拉 51 岁时。她的母亲在几年之前去世；她的父亲几年之后去世。这两次她都急切地想回家。
洛拉的母亲佛米娜（Fermina）在 1973 年去世；她的父亲希拉里奥（Hilario）也在 1979 年离世。洛拉两次都急切地想要回家，但是我的父母两次都说 “对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孩子们需要她。我父母后来告诉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自己担心害怕。 他们怕如果洛拉试图离境，政府肯定会查出她的非法身份，然后我的父母就会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甚至有可能被遣返。他们不能冒这个险。洛拉的移民身份变成了菲律宾人所说的 “过一天算一天（tago nang tago）”，或者简称 TNT，基本就是 “在逃” 的意思。她一直是 TNT 的身份，接近 20 年。
在她的母亲然后是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洛拉都是郁郁寡欢，闷不做声。我的父母辱骂她时，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父母并没有因此少辱骂她。洛拉闷头干活，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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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辞职之后，我们家陷入了混乱。钱变紧张了，父母也开始吵架。我们一再地搬家——从西雅图到檀香山，再回到西雅图，然后是东南布朗克斯，最终搬到了俄勒冈州的乌马提拉（Umatilla），这是一个长途货车歇脚补给的小镇，只有 750 居民。在这段搬来搬去的日子里，妈妈经常日夜工作，开始是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而爸爸时常几天消失不见，干着一些零工并且（我们后来才知道）和女人鬼混以及不知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一次，他回家告诉我们他玩 21 点时输掉了我们崭新的客货两用轿车。
那时经常一连好多天，洛拉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她非常了解我们的生活细节，而我父母从来没有心力来关心这些琐事。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她听我们谈论学校、女孩子、男孩子以及各种我们脑子里蹦出来的东西。仅仅凭着她无意中听到的对话，洛拉能列出我从六年级到高中喜欢过的每个女孩的名字。
我十五岁时，爸爸永远离开了家。当时我还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我的爸爸丢下了我们这些孩子，在 25 年的婚姻之后抛弃了妈妈。妈妈直到一年之后才拿到行医执照，而她的专业内科也挣不了多少钱。爸爸从没给过抚养费，所以钱一直都很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