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与游牧民族霸主之争持续过千年，最后是怎么终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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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内容也随之剧变，战斗主力由传统的战车变为骑兵。

骑术使攻击力增大，也唯有骑术才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兵力，而运动战与机动突击，均非旧时军事思想，乃是全新的战术。

所以，战国铁器文化固然影响北亚细亚游牧文化，但“胡化”也对战国文化产生冲击，汉族已处于胡化不足以抗拒游牧民族的境地，赵国的带头，又因了此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标准胡人根据地鄂尔多斯最接近。

这个现象具体说明了一项事实：当此时期，胡人游牧文化非但已能与汉族文化立于对等地位，并且还使文明的汉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最早的汉族，也因此而受惠，得在接受刺激下推动汉族文化再向上与再进步。

到汉朝，匈奴文化中大量容纳汉朝文化要素，却又因匈奴世界性活动，而汉族中国得被援引，第一次在历史上参加了更广大的世界圈。

汉族定型并建设统一性民族国家的差不多同时，草原上最早的匈奴游牧国家也正在形成，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关键性认识。

而且，值此世界性游牧文化泛滥北半个欧亚大陆之际，汉族即使不遇到匈奴，也定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

恒久上演的“长城内外抗争剧”，自此揭开了第一幕。

比匈奴历史更早的羌族，与匈奴同时的东胡，继匈奴而起的突厥等等，又从而交替代表北方，与汉族共同演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奠定了以后二千年中国历史双轨性基础。

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并行成双轨发展，一方面又相互不断冲突与融和，交织构成了迄于十七世纪清朝的全盘中国历史内容。

这种情形，正便是亚洲历史的缩影，而其答案须从地理形势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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