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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 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

一药一世界  · 公众号  ·  · 2017-10-04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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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arine sandwich) ,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 (Arthur Waley) 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 (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 ,可见 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綎,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 (Orient Extremus)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 (Dr. Joseph Needham) 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 (Fernand Braudel) 考证,“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 (capitalists) 及“资本家的时代” (capitalist era) ,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 (Adam Smith) 。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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