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几天北京的天气是阴沉沉的，显得特别的冷。我们到北京市马甸桥的八省驻京大院后，周金渭副秘书长与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章柏康一起马上给我们介绍北京警方全面搜查并捣毁48个大院的情况。乐清市驻北京联络处的同志也在场介绍了情况。周金渭同志原是省政府办公厅联系农业方面工作的副主任，为人热情、工作勤快、善于协调关系，在中央一些机关人脉好，所以调任他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是个合适人选。他在北京的这几年，对“浙江村”情况和北京警方全面整治“浙江村”过程都比较了解。“浙江村”被全面整治的前前后后中，他同办事处同志们一起代表浙江省已经与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协调交涉工作，竭力维护浙江在北京经商办企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大红门
经周副秘书长及驻京办同志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浙江村”的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温州人、浙江人，已经不再满足在本地区家门口做生意，他们依托省内基础，纷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办分市场、连锁店和加工生产企业，创建了类似“温州村”、“汉正街”、“义乌街”等集加工生产、批发经营及居住为一体的集聚区。新闻界人士对此统称为“浙江村”。在大红门“浙江村”里的，多为温州人（也有台州等地人），且以乐清人为主；他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就户带户、邻带邻地落脚在大红门地区。
大红门地处丰台区，是个城乡结合部，疏于城市管理。北边不远处是大红门火车站，即现在的南四环中路旁，这里铁路、公路等交通都非常便捷。大红门在天安门的正南方，与天安门形成一条中轴线，有同一“龙脉”之称，老百姓认为风水好。由于浙江人（温州人）有落根就能生存的草根精神，他们向当地的农户租借空闲房，办起了加工生产又推销经营的家庭作坊企业。当地农户原来是抱着看热闹的蔑视眼光看待这些温州人：这样也能成功？以后，他们看到浙江人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了北京中低档市场（商场），而他们的房租不但能按时收到、且收入不菲。有人也因此患上了“红眼病”，千方百计想轰走浙江人。但这种“赚一分钱不嫌少、挣一万元钱不怕多”的艰苦生意，北京人自己是干不起来的，所以更多的北京农户是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温州人来此租房经商办企业。
大红门的商品生产以皮衣、服装、鞋类等为主，产量越做越大。1992年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皮衣服装产销初具规模。没出几年，这里就成为了北京市内中低档商场（市场）皮衣、服装进货的重要批发基地之一；后来，这里的产品不仅批发运向全国，大批东欧和俄罗斯人也直接入村采购皮衣，销往东欧及俄罗斯等国，生意十分红火。而这样一来，更大量的浙江温州人涌向大红门。1992年以后，来此经商的浙江人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据丰台区南苑乡政府1994年10月的统计，当时在大红门“浙江村”的外地经商者的常住人口达11万多人，而当地居（农）民人口仅有1.4万余人。至1995年全面整治时统计，经工商登记的浙江人就有3万多户，一户家庭工业按5~6人计算，外地人至少有10万人以上。家庭工厂里打工的人员以河南、河北及中西部地区人为多。
整治
浙江人在这里发达了，当地人出租房子的收入比他们劳动一年所得还多，而且“浙江村”给当地捐资、集资、赞助等款项十分可观，大红门人先富起来了。“浙江村”产销的商品也大大丰富了北京市场，深受北京居民的欢迎。大红门在北京乃至浙江等地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也越聚越多，于是各种实际问题接踵而来，如小孩读书、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矛盾非常突出，就连温州人“打的”的价格也要比当地人贵一倍。
“浙江村”在北京已经为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市民致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当地相应的管理没跟上，更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条件，“浙江村”的脏乱差问题相当突出；加上集贸市场繁荣了，鱼目混珠，一些不法之徒也流窜到此为非作歹，经营户也常遭不法之徒的抢劫和欺压，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村”人只能自谋出路。温州人一方面办起了幼儿园、医疗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也加强了治安维护工作；另一方面，从1992年底开始，就有一些经营大户以合股形式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加强合作。由当地出地皮，浙江（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两层楼房，再分别出租给温州人。在这些院子里，往往以温州当地一个村庄地缘、人缘、亲缘相关的人员为主聚集，院子内的头由有影响的企业主或原村干部担任；一个院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营造着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据丰台区南苑乡统计，到1995年，这样的大院一共有48个，经注册登记的常住经营户有3万多户。一个院子小的可容纳下1~2千人、大的能容纳下4~5千人，以后这里也被称为大红门“浙江村”48个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