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了向意大利的社会党人提供可靠的讯息，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向身处海牙的代表莫尔加里（Oddino Morgari）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与革命者取得联系。但莫尔加里这次旅程中断了，于7月回到意大利。4月2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份由葛兰西撰写的有关国会议员试图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记录报导，称呼莫尔加里为“红色大使”，他对俄国事态发展的热情是显而见的。葛兰西在这一点上，认为正在面对战争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潜力，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实力具有直接关联。他认为在俄国爆发的革命，会根本扭转一切的国际关系。
世界大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军事动员深深地影响了意大利人民。葛兰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 Tasca）、泰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和陶里阿蒂（Palmiro Togliatti）被征召入伍往前线，葛兰西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得以免役。新闻事业成为了他的“前线”。在刊载于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关于莫尔加里的文章中，葛兰西赞赏地引用一份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声明，其呼吁欧洲所有政府对于德国的攻势只采取防御的策略，放弃对德国的进攻。这是在4月份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大多数通过的“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立场。数日后的《前进报》，刊出了由“小辈”翻译了这次大会的决议。
但是，随着新的消息传来，葛兰西对于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发展他自己的诠释。1917年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记俄国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与当时大多数社会党人将俄国事件分析为一个新的法国大革命相反，葛兰西称它为一个会引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行动”。
对于葛兰西，俄国革命与被视为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模式，截然不同。在诠释彼得格勒事件，葛兰西揭示了一个属于未来的政治纲领。为了继续推进运动而迈向一个工人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地与雅各宾模式——系统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动的薄弱——作出决裂。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葛兰西很快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边，这个立场同样表达在他认同意大利社会党内更为激进和反战的一些派系。在7月28日《俄国的最高纲领派》（I massimalisti russi）的文章中，葛兰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宁和他称之为的“最高纲领主义”政治。据他意见，最高纲领派代表“革命的延续，革命的节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们对过去没有任何包袱而体现了“竭尽全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葛兰西坚持革命不能被中断，和应该战胜资产阶级的世界。对于这个《人民呼声报》的记者来说，所有革命面对的最大危险——尤其在俄国——就是认为这个发展的过程已经到达终点。最高纲领派是反对革命中断的力量，因此他们与这个“革命进程成为最终的逻辑联系”。在葛兰西的推论中，整个革命进程相互扣连，并在运动中——由最坚强和最具决心的人们推动最软弱和最犹豫的人们——被推动向前。
8月5日，一个俄国苏维埃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格伦贝格（Josif Goldemberg）和斯米尔诺夫（Aleksandr Smirnov）——抵达都灵。这次行程获得意大利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希望俄国新政府会参与反对德国的战争。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与俄国代表会面后，对于在俄国苏维埃之中仍然盛行的想法表示困惑，8月11日《人民呼声报》的编辑质疑道：
当我们听到俄国苏维埃代表团说到为了革命的名义而要继续战争时，我们急切地问，这不啻意味着接受或甚至希望继续战争以保障俄罗斯资本家至高无上的利益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挺进吗？
尽管如此，苏维埃代表团的访问是一个借助宣传俄国革命而在意大利也进行革命鼓动的机会，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抓住了这个时机。代表团到过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米兰后，回到了都灵。自从大战爆发以来，这城市首次有公开游行，有4万多群众参与欢迎俄国革命的诞生，他们齐集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译按：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的总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楼的阳台上，当时意大利社会党内最高纲领一派的领导人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是对这场战争的坚定反对者，他翻译了格伦贝格的讲话。当代表团发言时，塞拉蒂一边便说俄罗斯人希望立即终止战争，最后高喊“意大利革命万岁！”来总结他的“翻译”，群众随即喊起“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作为回应。
